第一，如果对任意共犯采取强硬的完全犯罪共同说，认为行贿罪与受贿罪并不属于共同犯罪、单位行贿罪与受贿罪不属于共同犯罪，那么，上述例二、例三中的乙、丙就不仅成立坦白或自首，而且构成立功。但这种结论值得怀疑。因为乙、丙只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行贿与自己作为主管人员的单位行贿事实。倘若将这种行为同时认定为立功，必然与单独犯罪人的立功不协调。
再如（例六），乙以杀人的故意、F持伤害的故意，共同对X实施暴力，导致X死亡。(1)根据完全犯罪共同说中的一种观点，乙并不与F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按照《解释》作形式的认定，那么，乙、F各自交代本人与对方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均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构成立功。但这种结论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乙、F的交代并没有超过坦白与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不应当认定为立功。(2)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的观点，乙与F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如果按照《解释》，F交代本人与乙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故意伤害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故意杀人罪），构成立功。这显然也不能被人采纳，因为F只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而乙交代本人与F共同对X实施暴力致人死亡的事实的，既可能被认定为立功（乙揭发了F不同于自己故意杀人的故意伤害罪），也可能不被认定为立功。显然，这既不公平，也造成混乱现象。(3)根据行为共同说的观点，乙与F构成共同犯罪，均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只是罪名与量刑不同而已。如果按照《解释》，乙与F的交代都不构成立功。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采取行为共同说。[3]以上表明，仅从揭举人与被揭举人是否属于共同犯罪来认定是否构成立功，存在诸多缺陷。
第二，如果认为必要共犯（包括对向犯与多众犯）都属于共同犯罪，认为例四中的丁与D、例五中的戊与E都属于共同犯罪，从而否认丁、戊的行为构成立功，也是值得商榷的。
一般来说，对向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对参与者同等处罚的情形（如重婚罪）；第二是对参与者差别处罚的情形（如行贿罪与受贿罪）；第三是对当然预想到了参与行为欠缺处罚规定的情形（如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中的购买行为）。（注：参见［日］西田典之：《必要的共犯》，阿部纯二等编：《刑法基本讲座》（第4卷），法学书院1992年版，第261页。严格地说，刑法只处罚对向犯的一方时，不能谓之对向“犯”。但将这种情形称为对向犯，具有刑法学意义（参见［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1997年版，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