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不仅在民间学问评价中已经广为流行，在官方学问评价中，也已经逐步受到连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职称评定规则中，教材的编写行为已经不再是一种受重视的科研行为，教材形式的科研成果已经远不及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地位，有的甚至在学术成果中丝毫不提教材形式。即便在那些依然承认教材成果的评审规则里，也只有主编行为才可以计算微薄的分数，副主编或者参加编写人员的身份及成果均忽略不计。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学问评价的“歪风”。

　　当然，之所以有类似评价风气，还是离不开当下教材编写的风气。由于前文提到的教材编写方面的种种气象，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赖教材的学问价值，不再信赖教材编写者的学问含量，也就难免招致诸多不利于教材及教材编写行为的评价。但是，如果让这样的评价长期泛滥下去，教材的性质和地位只能越来越尴尬，编写教材的人只能越来越走马观花、敷衍了事。甚至早有人提出了取消教材的论调，这种看扁教材的极端观点之所以产生，仍然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材编写不正之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文已经指出，教材是教育教学的支持性材料，尤其是供受教育者使用的主导性教科书，是初学者入门的必要书面学习工具。教育者的引导性入门只是帮助受教育者学习新知识、认识新学问的一种形式，教材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容轻易忽视的。缺乏教材作为支持性材料，受教育者难以系统地掌握相应学科、专业或者课程的通用知识和已有成果，也就无法独立思考以及更高的训练创造性思维。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及环境下，当看到不计其数的受教育者抱着教材爱不释手的时候，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应该唤起最底线的学术良心，应当反思一下在当初编写教材时，有无认真对待，有无用一颗负责的真心去编写一本质量合格的教材。面对当下的教材市场状况，我们的教材编写组织者、领导者以及有关教育当局和教育单位也应该认真反思一下，现行的教材编写体制和机制是否有待改进和完善，应该怎样改进和完善才能真正对得起无数读者和受教育者。

　　由是观之，教育当局应该认真地清理一下教材市场了。不容置疑，在教材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些精品教材，颇受消费者信赖。对于这样的教材，应该尊重之、广播之；对于这样的教材编写者，也应该尊重之、广播之。但对于充斥于教材市场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拼凑炮制之作，当局不能任其泛滥，放任自流。以高等教育教材为例，在教材建设决策之时，应该首先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们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要大一统思想，则教材会以权威统编为主，禁止多头编写的混杂局面；如果讲究个性化教育，则教材不便以权威统编为主，而应尊重教育者自主决定权和受教育者的自主选择权。我倒认为，在发展个性化教育已经较为成熟的教育单位，可以放行教材编写的自治空间；否则，还是要尽量控制教材编写中的巧立名目现象和好大喜功观念。因为道理很简单：并非什么人都可以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