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二方面，教材评价中的连锁反应已经逐步走向恶性循环。由于“教材含金量低”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评价惯例，同时教材又容易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还有助于推销使用，于是，有些教育单位和出版单位就趁机瞄准教材市场，连手策划教材项目，制造教材工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多快差费”地出台系列教材。尤其是一些不具备教材编写能力的教育单位和教育者，也在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炮制着质量糟糕的教材，强行推销给所在单位受教育者购买使用，丝毫不顾及教材质量。如此一来，编写单位和出版单位倒是实现了“互利”、“双赢”，可是，教材读者和教材自身的尊严却遭遇了“互害”、“双输”。衡量一下这些利益相关者，编写单位和出版单位所获之利主要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本质上属于私益，但教材读者和教材自身所受之害却是受教育权益和学问尊严之害，本质上属于公害。以制造公害为代价去贪婪赚取私益的行为，显然不算善举，相反，这种行为属于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丑行。

　　在“教材背黑锅”的时代，有人从不看教材，有人也从不编教材、写教材，甚至将编写教材视为一种羞辱，是降低学术品位的行动标志。因此，不仅教材被人看不起，编写教材的人也同时被贬低了。盘点一下某学科或某专业的学人，确实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的整个学问人生历程中，就不见其撰写或者主编、参编过一本教材。对于年少的学人来说，有的可能还没有取得编写教材的机会，履历上没有教材编写的记载也不难理解，但对于已经取得不少学术成就的年长学人来说，如果在其学术履历中不见教材成果，那很有可能是其对教材编写毫无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这归根结底，还是与教材的编写状况不容乐观有很大关系的。假如教材编写是一项高贵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科学研究事业，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对其漠不关心或者置之不理。但现实的问题还是出在了教材编写的整个环境上，总体来说是很糟糕的。无论是教材编写的组织与领导，还是教材的使用与推广，以及教材编写的规范化运作，都没有形成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成熟机制。于是，五花八门的教材编写组织充斥于目前教育界，形形色色的教材种类铺天盖地，质量参差不齐的教材堆积于图书市场和高校课堂。

　　然而，不管人们对教材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教材编写行为及编写人员抱有什么样的成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问题必须要廓清：教材是教育教学的支持性材料，尤其是供受教育者使用的主导性教科书，是初学者入门的必要书面学习工具。教材的这一性质和地位必须坚持，而不能轻易动摇。这应当成为教材的教育学意义的立场表达。同时，从学问研究的角度观察，教材是作品的一种体裁形式，它是与学术论文、随笔以及学术专著（包括译著）等体裁并列的独立作品形式，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成果表现形式。这应当成为教材的科学意义的立场表达。在此认识基础上，教材的编写行为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活动，编写组织和编写人员必须认真对待，而不能将之弱化甚至贬低。目前，在学问评价中所普遍流行的不利于教材性质和地位的说法，都应列为学问评价中的“歪风”。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股“歪风”越吹越大，教材在不少学问评价者那里已经不堪一击，教材的编写行为也逐渐丧失了其科研意义，教材的编写人员也同样在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指责和贬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