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教材之所以挨骂，说到底，不是因为教材这种作品体裁，而是因为教材的作者和评价者自身的偏见在作祟。一方面，从教材作者来看，前文已经指出，有多少教材编写者没有将教材看扁？在学术或学问浮躁的年代，投机分子就会有滋生的适宜土壤，学问投机分子一旦多起来，无论是论文、随笔，还是专著、教材，都会有千篇一律的应付方法，那就是我反复提起过的“格式化”。借助格式化方法，不管写什么文体，都不是难题。但即便在这种气候下，在许多人看来，教材的格式化相比其他文体的格式化来说，也是相对更为容易操作的。于是，同样一个“学人”，可能不擅长写学术论文、随笔，也不擅长创作学术专著，但在教材编写方面，却总能笔划上几下子。所以，总会有一批人对教材编写情有独钟。他们往往一有空就到处打听哪里有教材编写项目，哪个好友或相识又承担了教材主编任务，不管自己有无学术特长，也不顾自己有什么学术特长，就马不停蹄地报名参加，生怕遗漏自己。

　　在“量化”的科研考核环境下，这种对待教材编写的态度显得更为明显。当下，有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将科研“任务化”，将考核“度量化”，严重背离科学研究规律，抹杀科研人员的创作自由和科研计划，一定要求被考核人员在短时期（往往是一个考核年度或学年度）内发表多少科研成果，这种考核规则也助长了被考核人员时不我待地寻找教材编写项目，争分夺秒地挤进教材编写队伍。至于教材的质量保证，则完全不予顾及。好一点的，有符合版权规则的规范化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差一点的，则连注释和参考文献等起码的学术规范也不顾，纯粹复制粘贴，至多作适当的词句或段落调整。滑稽的事情是，由于教材编写中相互抄袭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大家都是在调整来调整去，一旦“调整”不巧，则会又恢复了原状，变为了最初版本的本来面目。更为严重滑稽的事情则是，在教材作品领域，很少听说有闹出版权纠纷的，因为所谓的“被侵权者”说不定本身也是“侵权者”，一旦叫板起来，很有可能就同时暴露了自己的版权侵权行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游戏确实有意思。

　　另一方面，从评价者角度来说，因为教材编写的大气候客观地摆在人们面前，评价者即难以扭转对教材的惯常看法，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对教材以及教材的编写者投去异样的眼光。因此，当听说某人在编写教材或者出版了什么教材时，很少有人会打心里产生崇敬之情，相反，在好多时候反而会报以冷眼甚至鄙视。一些情绪化的评价者，甚至会打出“有本事去写本专著”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