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注释自身的规范性要求上来看，也能挖掘出蹩脚的注释增加处理伎俩。为数不少的引注并非作者的真实引用，但作者可以通过简单化的处理技术，使他人的引用轻而易举地变成自己的引用，从而增加了自己作品的注释数量。这种处理技术主要包括连环引用和偷懒引用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在引用他人篇幅较长的段落或语句组合时，由于被引用的他人该部分作品中本来就含有引注，因此在作者引用过来之后，连环套式地照搬了他人作品中的引注。之所以称为“连环套式”，是因为作者既要在引用他人作品时加注，同时又将他人作品的已有引注原样植入自己作品。这种处理技术并不难发现，尤其当被引用作品与引用作品时间间隔较大、其间已有更新文献时，或者当被引用作品也存在连环套式引用乃至错误引用时，这种拙劣的处理技术就更加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对于他人的真实引用，不去查证校对，完全偷懒照搬，且不作转引处理，直接拿来冒充自己的真实引用，也是一种注释数量增加处理技术，说的更具体一些，是建立在他人劳动成果之上的偷懒处理。尤其是对外文文献的引用，据说有些人连外文文献根本就没看过，硬是将他人的引用拿来作为自己的真实引用，直接插入到作品中来，显得自己的研究已经有“国际视野”了。当然，与此相反的处理技术则是，对他人引用的文献不作检索，或者能够检索不去检索，直接采用“转引”技术偷懒地照搬过来，将引用真实性之责任推卸到了最初引用者身上。我注意到有期刊编辑部倡导谨慎对待转引问题，能够自己真实检索确认的，尽量直接引用。这也从一个层面暴露出了转引的草率问题，从对注释数量的追求角度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偷懒术与数量堆积术。如果说单纯的引注还尚存一定的隐蔽性，不细查难以戳穿，但对“释”的冒充就分外明显了。这种行为不仅表现出作者对注释数量的盲目追求，而且更暴露了作者学问行为的极其不端正和不严肃的投机态度。

　　此外，刻意追求注释数量的手段还有一些花样。例如，不正确对待“释”的地位和作用，本来可以在正文即可直接阐述的话语，硬要通过添加注释的手段，变成作品的“脚释”或“尾释”；例如，在作品创作完成后，为了增加注释数量，再在作品内容的相关部分插入名家名言，添加注释，尤其是该学科或专业领域被频繁引用的国内外名家之语，或紧跟时代步伐，着力加重对国家元首或领导团体文献的引用，这不仅可以在注释数量上有贡献，而且还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借此提高作品的品位和档次；又如，对外文文献的过度引用，使全文看上去似乎是一半中文、一半外文，究竟是同步翻译还是外文研究资料的翻译堆积呢？如果同一选题或类似选题国人尚未研究，完全是作者开创性的研究、介绍或引进，那也倒无可厚非，但假如国人也有与该选题有关的优秀研究成果，此时作者要是依然视而不见，堆砌一片密密麻麻的外文文献引注，那么只能说明作者文献检索遗漏了国内已有文献，属于不完整、不严谨的检索行为。如果故意回避可查可评的国内文献，或者在内心深处将之视为不值提及之物，那又是一个学问态度问题，同样不可原谅。因此，对外文文献过度引用的作品，也并非全是严谨的考证与研究，其中不乏有卖弄和忽悠者；再如，通过伪造注释、篡改注释甚至炮制虚假事件、虚假文献的方式，恶意欺骗读者，妄图赢得一时的好评。这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在追求注释数量，但在本质上是性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更应受到谴责和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