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注释的不去注释，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不该注释的乱加注释，同样也不是一种做学问、搞研究的端正态度。盲目追求注释的数量，就是以注释数量吸引编辑和读者的眼球，企图以此为文化战斗武器，夺取作品质量之役的胜仗，欢呼雀跃于只有虚荣心没有羞耻心的自我满足。可是，当注释数量的增长幅度超过了注释在特定作品中的必要性时，人们只能推定作者凭借的是注释的胡乱拼凑或者随意堆积，再仔细对照其每一个注释，发现上述推定并非出于无理猜疑。根据我近几年来的粗略观察，刻意追求注释数量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从注释的外在形式上来看，有的作品几乎是逐句逐注（释）或逐段逐注（释），通篇读下来，看不出作者究竟有多少创造性劳动凝结于其发表出来的作品。劣质一些的，根本就是对他人作品的语句摘录和格式化排列。虽然学术研究有介绍或描述这一类型，即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引入展示，但这种类型的学术研究也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至少在标题上可以示意作品的性质。假如文章标题欺骗性地示意作品是作者原创思想，但文章内容却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粘贴，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高水平、高质量的好文章，不管注释的队伍有多庞大。

　　从注释的内在必要性上来看，凡是刻意追求注释数量的作品，几乎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完全没必要添加注释之处也冒出了注释，并且还有头有脸、有鼻子有眼，很像那副模样。对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公理、定理、常理，添加注释的必要性并不大，或者至少要视表述形式不同来定夺是否加注。此时，对于无需格外注释的，直接在行文中表述出来即可，至多在其前面添加一些过渡性或引导性词句，以更加明晰地亮明权威来源或者强调其公识性。这里我不妨举例说明。记得十年前“98抗洪”时，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说过一句话，“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个说法尽管可以从无数角度解读其各种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但其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就是一句大实话，既是公理，又是定理，还是常理，但由于其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于是，那些“好引”的学者们在撰写论文涉及人的生命时，不约而同地在这话后面添加注释，以表彰其引用之权威性。像这种情况，在我的内心深处，是相当不以为然的。这是再典型不过的盲从追求引用数量的表现，非常可恶。事实上，对于这句大实话，即使不去格外添加注释，也不构成抄袭，对文章质量也没有丝毫的消极影响。然而，在学界恰恰就有这么一帮人，在骨髓深处早已染上了“好引”之癖，遇见名人和元首就要傍，争分夺秒、见缝插针，惟恐有半点闪失。怪不得在人文社会科学索引率排行榜中，国家领导人能够名列前茅，这才发现其背后竟然有那么一支庞大的抬轿队伍，在马不停蹄地添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