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社会学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法律社会学分享着类似的理论判断，如地方性知识、法律多元论等。[50]
宪法社会学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考察
宪法现象中的行动者结构、社会因素结构及其与宪法制度之间的影响机制。
宪法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苏力的成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既是一本法理学专著，也是一本法律社会学，严格来讲是
宪法社会学的专著。[51]该书以法学功能主义的叙事方式，将法律理论建立在中国社会本土的资源结构基础之上，为中国法学（包括中国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苏力的研究传统从此确定，《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是又一有力证明。[52]
在苏力的影响下，相当一批法学者投身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主题上与
宪法社会学有较大的关联，如田成有等。[53]
宪法社会学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
宪法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我们具体研究宪法制度社会实效的成因及改进策略。这样的研究不仅对于解释中国
宪法现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可以为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扩展空间。
由于中国没有
宪法诉讼制度，因此正式的
宪法案例难以寻找。仅有的齐玉苓案实际上并非典型的
宪法案例。但是，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出现了众多援引
宪法的公民维权运动，这种运动从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私有财产权保护一直到各种公益性、影响性诉讼的兴起，呈现出波澜壮阔之势，甚至在其中还包含了一部分群体性事件。笔者将这种社会需求及其表现解释为中国
宪法诉讼的替代性机制，这显然是一种不稳定和非程序化的机制。宪法学者面对这一现象时，除了在宪法学理上进行支持外，有的还试图通过具体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推动宪法制度的完善与
宪法的实施。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周伟，其主要的
宪法事例的实践与实证的研究被整合进《
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研究》一书中，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宪法平等权第一案。[54]
中国人民大学连续两年进行的中国
宪法十大事例评选活动，也是对这一研究进路的明确肯定。如2006年评出的十大事例是：这十大事例分别是：监督法获得通过、西部教育免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孟母堂事件、郑州市政府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事件、无极被“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55]；2007年评出的十大事例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因同居者“不签字”致孕妇胎儿死亡案件、69名专家学者签名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事件、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深圳华为公司七千员工辞职等事件、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事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厦门PX项目事件、上海医保修改方案因争议搁浅、广电总局对娱乐节目、“选秀节目”进行限制事件。[56]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宪法学术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对
宪法事例的高度关注显示了中国宪法学实证化的积极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宪法事例的实证研究与上面的
宪法社会学不完全相同，前者是缺乏
宪法诉讼制度的情况下主要由学者推动建立的一种学术“判例法”体系，后者是法律社会学的一部份，重视的并非
宪法事例本身，而是事例所展示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化的理论关怀。
3、试验主义的制度观
由于功能主义本身的逻辑在于不断地对规范进行功能测试，所以也内涵了试验主义的制度观在内。既然是试验主义的，那么基于试验的目的而对规范的某些偏离便可以得到正当化。
上面曾提到在“良性违宪”中的有关各方的立场，郝铁川教授和张千帆教授可以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但二者也有差别，比如具有历史学背景的郝铁川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对
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功能主义解释同时为中央政策和地方试验进行正当化，而张千帆教授却认为地方试验如果有利于制度创新，可以从功能主义上获得正当化，而中央政策没有必要（实际上是不能）偏离
宪法——这后一部分恰恰又是作为底限的自由规范主义在起作用。
试验主义的制度观还可以用来解释以直接民主为基本原则的村民自治如何异化为一种“代议民主论”的。[57]
4、小结
中国宪法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与规范主义学派相比而言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但是由于功能主义切中了“改革
宪法”的核心逻辑，因而其发展可能非常迅速。功能主义学派的努力将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宪法学之中，丰富和扩展了宪法学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体系，使得中国宪法学术更加多元化，对中国宪法制度与
宪法现象的解释更加具有科学性。
四、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初步评估与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