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造成的障碍。

　　在我们看来，作为结社自由和社团管理的基本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农民工结社制造了很大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农民工成立社团时的政府干预过多。社团成立中的政府审查监管是有必要的，尤其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是保证社团合法性的积极举措。但是，政府的干预和审查应当是适度和有限的，如果条件过严、门槛过高及审查程序过于复杂，则会阻碍公民结社权的行使，也对社团成长不利。有一个数据似乎可以说明问题，1999年，即《条例》实施的第二年，我国社团的增长率为-21.2%，是近五年中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7]针对农民工结社而言，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依《条例》的规定，我国的社团被纳入“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部门”双重管理体制，这意味着社会团体在成立之前就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但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自身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性都成问题，要让其组织的社团被某个主管单位所接纳是难上加难。

　　（2）《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资格”，禁止非法人社团的存在。同时对社团团体法人设立了较高的最低会员数的要求，法定最低资本的要求也不低。这些规定对农民工组织社团造成了很大障碍。我国《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农民工是低收入群体，且分散性和流动性很大，不可能筹集到数额很大的资金，因此在社团成立之初不可能有独立的办公场所以及专职工作人员。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具备法人成立的条件，根据《条例》的规定也就不可能成立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