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农民工通过社团保障自己的民主权益，实现政治参与，影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在乡村可以参与政治、参加选举，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也是关系到农民工家庭或自身利益的问题。可是在城市里，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了农民工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没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成为城市社会中的“沉默阶层”。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不能参政议政，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既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直接的表达渠道，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人”，游离于社会的政治表达之外。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的失语，使制度因素造成的对农民工权益的侵害，无法通过农民工自身对制度变革的参与而使侵害根除。这些歧视性制度主要包括：（1）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工在身份上处于不平等地位，也是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2）就业制度的歧视。（3）基本社会保障普遍缺失。[5]这些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托克维尔笔下的“多数人暴政”的现实体现。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因素造成的农民工失权的状况，固然需要制度设计者的理性关注，但更需要的是农民工自己的社团。托克维尔曾指出民主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6]通过民主程序而制定出的法律也可能侵害少数人的利益。而结社自由便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公民自由、自主、自愿地结成的社会团体作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领域群体利益的代表，通过不同途径、不同形式参政议政，代表社会成员向国家、政府反映团体的呼声与愿望，甚至选派自己代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这将有力地制约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因此，针对目前众多歧视农民工、视农民工利益为无物的法律政策，农民工社团作为农民工的利益代言人，可以向公共决策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政府从农民工的实际利益着想，对法律政策做出修正，从而从制度层面保障农民工的正当权益。

　　再次，农民工社团可以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服务，提高其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使之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