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其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民间调解。“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9]（P98）但是，我国民间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大大影响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手段的社会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该司法解释试图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但我们认为，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还应进一步加强，建议将调解协议视为是通过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结果，它不属于纯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有争议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此时法院只能就调解协议的形式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反之，只有调解协议在形式上不合法时，才能撤销调解协议。只有这样，各种民间调解机制才能不致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作者简介】
王德新，1978年生，河南确山人，山东师范大学讲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博士生。
【注释】
参见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如无特别注明，本文关于法院收案数量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3年3月11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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