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然我们国民之性格极端性屡屡抬头。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孔子，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极端性：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臭老九”，每天这些教授们去扫大街、蹲牛棚、游街和带高帽等等；孔子一直是中国的至圣先师，现在却成了孔老二，没有立锥之地，连他的著作及其相关的书籍打入了“冷宫”；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时时表现出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让人着实害怕；其中刘少奇、李达、潘汉年等等就是其注脚。另一方面，对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成了神人、圣人，到文革结束时都还坚持“两个凡是”，没有邓小平的改革，朝鲜是否是我们的缩影。对外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就足以表现我们的性格。

　　现在的台湾也同样表现出如此的性格。台湾自从阿扁主政以来，只要一碰到大选或者即使没有大选只要出现了不利于己的情势就开始操纵“统独话题”，不仅仅让台湾人不安，而且顺带把中国大陆当局以及美国的神经绷紧。其原因就是，“两蒋”时代，他们将大陆妖魔化了，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总有一种不亲近感，到现在就造成了统一是卖台湾，独立就是爱台湾的假相，真可谓：荒诞不经。

　　钱穆在其《黄帝》一书中关于蚩尤神话形成的解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于是一次偶然，二次奇怪，三次神异，四次就变成了蚩尤能征风召雨了”。同样，从大历史的角度，中国人一次性格之极端性是偶然，两次是奇怪，三次就是规律，四次就是固执了，成为了中国人之“过滤性病毒”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得以说明后，我开始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中国人性格之极端性表现成了用一句俗语来表示就是：“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先来分析皇帝与后妃的关系。

　　林语堂先生在其《吾国与吾民》中谈到中国之文化的巩固作用有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之家族制度。维持我们的家族制度我们的先人采用了婚姻、过嗣和“倒插门”等方式来延续一个家庭的香火，其中婚姻是最主要的方式——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而皇帝是中国的最大家庭，皇帝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娶一妻即皇后，配之于妾——许多的嫔妃——共“三千佳丽”。“三千佳丽”与皇帝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性格极端化的表现或者结果。皇帝是这座深宅大院的主人，他可以给予任何他能给的东西给这些后妃，而后妃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而且是“三千佳丽”对一个，供求比例完全失衡；他们本来的夫妻关系由此变形、扭曲——她们随时面临着死亡和打入冷宫的命运，“伴君如伴虎”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描绘，而且就是皇帝一个人的一时喜怒哀乐决定。在这种氛围中皇帝对于嫔妃来说就是完全“正确”的，错的也是正确的，这就是性格极端性的表现之一；另外后妃们在皇帝眼中也是同样的效果——喜欢你的时候将你奉为天使，讨厌时就打入冷宫甚而处死，中国的历史一直就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