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衰落原因之B面分析

　　我们习惯于对祖国予以歌颂——比如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等等——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并且从启蒙教育到现在一直在其氛围中“熏”大成人，要在这里谈论中国国民性格之极端性就很不合时宜了。但是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吾日三省吾身”，这样才不会出现错误的“因果轮回”。

　　在这里谈论国民性格之极端性，不是指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体表现出了性格之极端性，而是指从整个民族来说的。林语堂在其《吾国与吾民》里将中国人描绘成具有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以及保守性的特点；在《生活的艺术》一书里又将其刻画为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哲人，虽然作者称这是其的私人供述，其实是对国人的真实的写照。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人不具有该性格。但是中国人的确具有性格之极端性的特点，而且该特点或许也应归入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描绘的一种“过滤性病毒”吧，对中国近代之落后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当然不是说其在落后以前之强大的过程中不是重要因素。

　　先说一说国人之性格极端性，笔者在这里只对其作一大致描绘。吴思先生在其大著《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奕局》一书里谈到了正式规则与潜规则以及这两种规则的切换，这里暂借一下其术语，作一比喻。国人在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反映出的性格会有巨大的差异，难怪西洋人到中国就只能认识一个“矛盾”的中国了。公共场所之行为与言行所反映的性格可以称之为正式的规则，在私人场所则称为潜规则。林语堂先生对国人的性格及特点的描绘应该属于生活的道德，私人的道德，属于潜规则。公共场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就是政坛——的正式规则则具有极端性：在贾宝玉眼里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刚正不阿；反之则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邪教之徒人人得而诛之”之人。这种不是好就是不好的极端的划分标准，可以用林语堂先生《吾国与吾民》的一句话来刻画即荒诞不经，我所描绘的中国人性格之极端性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