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陆法系法学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来说，继受法律经济学似乎有以下一些障碍。

　　第一，是高等数学的知识门槛。这个是最大最致命的障碍。绝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学院的学生都是从高中选拔而来，基本上不具备高等数学的知识基础。[ix]进入法学院后也没有机会和大量时间去系统修习高等数学等系列的相关内容。[x]法学一直被视做“文科”，死记硬背的学科，一般认为不需要学习高等数学，高中数学学习比较差的学生比较厚爱和积极报考该专业。[xi]就是有高等数学的选修课，也是非常皮毛的学习一下，根本无法运用，更谈不上建模这个艰苦工作了。[xii]导致以后在学习和研究中，一见现代经济学中的高等数学公式就束手无策，对于数学模型根本就看不懂其推导过程，无法理解其中真正涵义，顿时心里发慌，容易产生抵触情绪，有时就是反感出现，更不能希望他们进行相关探讨和建模等深入研究。[xiii]反观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加拿大，它们的高校一般是给大一本科新生开设高等数学的选修课，甚至是将数学专业的大部分课程一起让学生选修，一直可以选修到毕业甚至到研究生阶段。[xiv]现代经济学一般都用高等数学、甚至是非常深奥的数学进行研究。翻阅近现代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高等数学推动的。可以说，一个经济学者数学基础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就的高度。而进入21世纪，西方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也大量运用，定量分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可以预见，未来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也将是“数学帝国主义”的奴仆。

　　第二，现代经济学的知识门槛。在大陆法系国家的高等教育中，法律学科和经济学科都是属于独立的一级学科，一般都独自设立院系，互不交流。经济学院的学生顶多修一至两门的法学课程。[xv]法学学生也基本上不去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内容。[xvi]就是学有余力，顶多也就是选修一些经济类课程，对其了解个大概而已。[xvii]因此，大陆法系法学学生对经济分析工具，尤其是比较新的分析方法，实在知之甚少。由于对这一领域知识的不足，法学研究者更无法关注经济学研究领域最近的变革。[xviii]今天的法学学生不再像过去那样接受基础的经济学训练。[xix]在中国大陆，法学本科的学生只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基本不了解，而这个恰恰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在民商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方向）的这些研究生专业课程中，也未见经济类课程的踪影。[xx]这种经济学知识上的先天不足，对后续进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由于对经济学的直观认识来自于每天都进行的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使得大多数大陆法系的法学工作者有理由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其实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自信自满的“阿Q精神”的表现。而对他们中的另外一些人而言，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又被认为是一种过于狭窄的研究进路，因而被排除在其法律讨论范围之外。同时，法律学科的内部划分也无形中扩大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距离。因此，能够略微知道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法学家也就是那些专攻商法和经济法的研究者了。

　　第三，“效率”观念之接受门槛。欧洲的“公平观”由来已久，长期的法律文化沉淀不是这么容易被融化的。一个大陆法系的学生学了法学以后，原本内心小时候接受的模糊的“理想正义和公平”有了实现和宣泄的场地，更坚定了对“公平”的乌托邦式向往。[xxi]一旦遇见“效率”这个“邪恶魔鬼”时候，就是魔鬼不主动进攻，“公平”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挑战，谈判和解的双赢可能性被扼杀，其结果可想而知。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都对现代经济学中他认为是功利主义倾向的东西非常感冒。他一旦确信经济学家们只是一味追求对效率的研究时，正义观就开始起作用，他们就会逐步对经济学家的作品产生厌恶。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数学和理性语言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大多数法学家认为这些经济学工具与现实的社会研究是截然相反。那么，这一看法就更加得到强化和巩固。而对于那些认为法律和经济互不相容，而且认为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缺乏共同语言而不可能合作的法学家来说，“经济人”假设更不可能成为其可接受的研究前提。因此，大陆法系的法学学者们就更倾向于排斥掌握“法律经济学”这一分析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