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奏报制度开始时对谋反和杀人罪例外，如《三国志·魏书·明帝本纪》记载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下诏规定“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已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又如《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时明确规定：“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者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死刑奏报制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此后，各朝法律都明文规定，批准死刑之权归于中央。不过，这一时期死刑案件的复核和死刑执行前的复奏尚无明确的界限，且因战乱频繁，地方守令均兼领兵权，实际上中央很难控制地方擅杀之权，但这些规定却为隋唐的死刑复核制度和死刑三复奏制度奠定了基础。

　　3、直诉形成制度

　　直诉即直接向中央控告，它是在案情较重，怨抑无处申诉时采用的特别申诉方式，俗称“告御状”。汉代也有直诉，但起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则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刑罚志》记载太武帝统治时期，在“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春天其表”，就是在宫阙左面悬置登闻鼓，允许有冤者击鼓鸣冤。登闻鼓的设立，有利于最高统治者掌握狱情，通达下情，自上而下地实行司法监督。自此以后，登闻鼓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直诉的途径之一。

　　4、帝王“听讼”

　　这是在汉代录囚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帝王普遍实行“听讼”，以控制司法权。《周书·武帝纪》说：武帝在保定三年（563年）“御正武殿录囚徒”。总之，封建统治者参与“录囚”，并非基于“仁慈”之心，但实行这项制度，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可以平反一些冤狱。

　　（六）隋朝的法律监督制度

　　御史台负责监察，其它各项法律监督制度沿了汉朝的规定。录囚这一在汉朝创设的制度在隋朝仍被使用，有关史料能够说明这一点。《隋书·杨汪传记》记载，杨汪任大理寺卿期间曾“视事二日，帝将亲省囚徒。其进系囚二百余人，汪通宵究审，诘朝而奏，曲尽事情，一无遗误，帝甚嘉之”。

　　（七）唐朝的法律监督制度

　　唐朝的法律制度空前发展到一个高峰，其法律监督制度也不例外，空前的完善与成熟。主要表现为：

　　1、改判、重审、三司推事、小三司

　　刑部是唐代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它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果发现可疑，那么徒、流刑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直接改判，死刑案件则移送大理寺重审。御史台是唐代中央监察机关，它负责全国的监察事务。在司法方面，御史台主要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时，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案件。这些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审判制度，但是里面充满了法律监督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