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西方人的回答中，最典型的是“自然法说”。自然法思想区分自然法和人定法，二者分别体现“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自然法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便是恶法。借此，人们以自然法为“法仪”检验“王公大人所为刑政”，使立法越来越趋于民主化人道化、自由化，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使专制君主的“口含天宪”的权威有所限制。在这一理论下，任何人定法都不可能被神化为神的指令，自然理性属于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即使在最黑暗的中世纪，教父们也很少将人定法神化，他们也常讲到人们有“自然理性”，讲到“自然正义”、“自然平等”，反对君主暴政。自然法经过历代学者的发展，终于将理性抬升到一种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性是一切法律的基础或本质，自然法的本质就是理性，人定法的本质是意志。“自然法之母是引导人类需要社会生活的人性（理性）”（阿奎那语）。洛克也认为，人类自始以来遵从着一种不由任何人制定的、至善的自然法，也就是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0]
而中国遵循的是一种“法自然”的思想，即效法“自然”、以“自然”的固有规律真谛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法自然观念中有两大内容贯穿始终，并对中国刑法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天”有两重意义：首先是自然之天，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其次是人格之天。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赏罚。天命观到了董仲舒时代更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支柱。“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为“君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到宋明理学时代，“天人感应”发展而为“天理”，以理性代替了董仲舒粗糙的神性，增加了哲学思辨的色彩，其核心是“三纲五常”，而法律被视为“存天理”的保证和“灭人欲”的手段。
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对中国古代的刑法文化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五刑的立法体制和秋冬行刑的司法实践就与天人观有直接联系。五刑制度的起源早于“五行”思想的产生，但到后来，五刑被纳入“五行”的思想系统予以解释，成为天道运行的象征符号之一。“五”为天地之中数，不轻不重，五刑的立法体制表明刑罚执中，符合天意。不仅立法讲究天意，执法也是如此。夏商时统治者宣扬的“受命于天”、“躬行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后来在司法上就表现为“秋冬行刑”。到了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完美地把德刑与天结合了起来。到了宋明理学的阶段，“天”发展为“天理”，并进一步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在法的具体观点上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开始突出刑罚的作用，主张严刑、重刑，甚至鼓动恢复肉刑，在司法中，反对轻刑，强调加重对伦理性犯罪的惩罚，认为对罪犯不能怜悯，因为他们违反了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