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一下国际桥梁组织，国际司法桥梁基金会是由美国一些学者、律师和商界领袖联合于2000年成立的民间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总裁是美籍华人，哈佛大学的谢家伦。国际司法桥梁基金会以支持正在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国正在发展中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刑事法律制度，特别致力于确保所有公民获得合格的法律代理，不受酷刑和不正当刑罚及获得公平审判等项权利，国际司法桥梁在西北政法大学设立有办事处。

　　茱迪斯一开口，首先是句普通话，说她是国际司法桥梁的工作人员，叫茱迪斯，住在西政里，晚上一直在学习汉语。听了半天大家才听出来是句普通话，鼓了鼓掌，看来汉语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是个容易事。

　　接着茱迪斯便用英语开始她的演讲，讲一句，翻译就跟一句，时间久了还是很累人的，不过演讲的内容还是让人很回味。

　　茱迪斯认为，中国的医学治本，西医治器官，但是在法学领域，西方的法律治本，而中国的治器官，因为美国是判例法，每个案子都要从其他相似的案子中寻找根据，寻找一致，而这个案子一旦判决生效，那么这个案例又成为其他案子判决的根据，所以在判例法的国家里，每个案例都是这个国家法治的一部分，并且融入这个国家的法律，使经年累月的案子能够汇成一条河，成为一个有机的相互交流的整体。

　　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我们的成文法的系统下，我们国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表现出的症状是，法律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比如分割城乡二元体制被法律化，农村土地制度实质上缺乏诚信的法律价值，民主选举的不完善，诉讼制度缺乏操作性科学性，这些都是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用这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法律去矫正社会现象，只能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只能千方百计把火包住，但是类似的纠纷还是层出不穷，并且因为法律规定的失灵，导致法律很难实质解决问题，只能不停的调解调解。为什么我们的农民不到当地的法院，本质上的原因是法律对农民不公平，如果农民告到法院了，法院就是依据法律公平公正的作出判决，农民的利益还是无法保障，还是要上访，最近看到一些评论，说上访的农民存在精神病，我觉得这不是农民的疾病，而是国家制度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