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有一些问题还需要做些澄清。这至少包括：
第一，首先有必要明确的，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现实背景。在确定在总体趋势上我国是应该犯罪化还是应该非犯罪化的问题上，应该看到，我国的犯罪概念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犯罪概念不同，我国严格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犯罪概念具有“定量因素”，在其他国家被作为犯罪处理的，在我国可能根本不认为是犯罪，所以在西方国家对于这些“犯罪”实行非犯罪化的时候，我国则根本不存在相对应的问题。所以，尽管非犯罪化也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应该特别注意其相应的语境，切不可盲目照搬国外的做法。我国对于成立犯罪的条件已经限定过严(成立犯罪要兼具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强调非犯罪化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二，也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犯罪化的整体趋势”，“是适度的犯罪化，而非过度的犯罪化”{5} ，换言之，是一种理性的犯罪化，而非情绪的犯罪化，是面对问题而言的犯罪化，而不是为了犯罪化而犯罪化。所以，在确立刑法的调控范围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刑法调控本身所具有的补充性、不完整性、最后手段性的特点，适应社会的情势、根据抗制犯罪的需要来决定是否予以犯罪化。
这里所说的“适度”的犯罪化，还是另外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这里的犯罪化并不意味国家刑罚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而是以刑罚资源总量的稳定投入为背景的。这是因为，与这里的“犯罪化”相对应的是“轻刑化”，是通过刑罚的确定性来保证刑法的威慑效用的。[8]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说这里的犯罪化是“适度”的。
第三，我们所强调的犯罪化的整体趋势，与刑法谦抑的精神并不矛盾。往往，一提到刑法谦抑，就会自然联系到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9]。但是，在我看来，主张(就我国的现实而言)在整体趋势上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犯罪化，与刑法谦抑的总体精神并不矛盾。这是因为，第一，所谓的刑法谦抑不是一味的、盲目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也就是说并非是指刑法的无所作为，而是意在强调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强调刑法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质上是强调刑法因应社会情势、合理而有效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因此，刑法谦抑精神尽管是总的原则，但是它并不排斥适当条件下的、适度的、理性的犯罪化。面对我国现有的刑罚结构“厉而不严”的现状，相应地严密法网并不否定刑法的最后手段的特征，也不否定刑法合理而有效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要求，从而，也就不否定刑法谦抑的整体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