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且慢，对一个学术舞弊的教授，禁止其再担任任何教职，已是相当严厉之惩戒，难道真地要让污点记录跟随其从事别的职业吗？醉酒驾车之人，轻者受行政拘留，重者判刑甚至可获判死刑，难道在走出拘留所或牢狱之后，还要承受信用不良、不得贷款买房的制裁吗？更推而广之，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法度无处不在，犯法也总是相依相随。法律上的惩戒不足以遏制犯法，难不成都要对犯法者建立诚信记录，都要施以信用惩戒吗？难不成真地让所有的人都一失足成千古恨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教育法则又如何体现？在诚信体系建设的吁求铺天盖地、迎面扑来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信用惩戒的适度原则？
乱世用重典，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之风盛行，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时代，加强信用惩戒实属必要。然而，一方面，诚信危机随处浮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单靠信用惩戒是否可挽狂澜于既倒，不免令人生疑。尤其是，若不能从根本上治理政治体内部睁眼说瞎话、说空话、说虚话的风气，若不能从根本上治理权力（不仅仅限于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那么，无论是政府手掌诚信记录，还是征信机构、征信公司或行业协会握有诚信档案，又有谁会相信他们不会被金钱或人情所俘虏呢？
当然，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在承认信用惩戒必要性的同时，对其加以必要的规范，以使其不至于滥用，从而实现过罚相当的适度原则，也就是符合“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正义原则。鉴于此，未来的制度设计者或许应该考虑保证信用惩戒适度的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样的“污点”可记录在案。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从来不说谎”的表白，就是最明显不过的谎言。凡人皆会犯错，犯错就要记录在案，就要永久地背上污名，是不讲人道的。至于究竟何种行径构成需要记录的污点，那就因领域、因情形而有不同，很难大而划一地作出统一规定。银行对到期未还贷款的，往往是要在给予数次提醒（功能上等同于警告）、仍然未还贷款的情形下，才形成不良信用记录。但大学教授的学术造假，理当一次就给予记录，不应警告以观后效。
第二，诚信记录的适用目的与范围。诚信记录应该在什么范围之内、为什么目的而使用、可以向谁公开，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大学教授若有学术造假档案，就不适宜再教书育人了，无论其去哪个学校，但不应成为其另谋他职的巨大障碍。醉驾之人，甚至可以采取永久吊销执照不让其上路的制裁方式，也不应与银行个人信用记录挂钩，阻止其办信用卡或贷款买房。同样地，大学生毕业后借银行贷款不还，可以记录在案，对其未来信贷造成不利，但不至于事先让招聘单位知晓、以妨碍其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