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博主王思鲁律师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稿）

　　王思鲁律师：

　　您好！

　　关于孙伟铭、黎景全两案我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您赐教：

　　1、有人认为“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改判是个败笔，您怎么看？

　　答：我已经注意这种“败笔论”，其主要是认为应维持死刑的原判，不应该用钱挽命。

　　我认为，假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准确的前提下，因赔偿、悔罪而改判无期徒刑无可厚非。用赔偿得以从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性立法，国际性司法惯例；这是有明确被害人的公诉案件，通过赔偿来抚慰被害人一方，以达平衡和和谐也是司法公正应有之义。

　　我也认为改判是败笔的，倒认为败笔反而体现在：

　　此两案根据现代刑事司法原则和其证据事实，均应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均应适用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之间量刑。然而，法院却受政治形势、民意的影响从重定罪处罚。

　　最高院插手下一级法院审判，并高调登场发表“权威”言论为法治社会所不容。

　　法治国家，相对于社会各机构或个人，包括上一级法院，法院是独立的，即使是上一级法院也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纠正下一级法院“不公”判决；相较于法官所属法院，法官也是独立的，不受法院其他人员，包括领导的干预。

　　法官在判决书中应通过详尽说理彰显公正，弘扬法治，而对外发言当慎言。

　　最高院通过内部批示或事后“发言”的形式对具体非自身审理案件“指导”，是一种“上下一心，谁能敌”式的缺乏制约的做法，损害司法公正，也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申诉权。

　　可以对比下陈水扁案的审理以及法官表现，就会很清楚人治和法治的差别。

　　2、孙伟铭案改判的理由是，孙伟铭系间接故意犯罪，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与驾车撞击车辆、行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犯罪有所不同，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归案后，其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出具了谅解书，依法可从轻处罚。基于以上因素综合衡量，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而“黎景全案”也大致相当，事实上，“黎案”已两次判死，两个案件是不是连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