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先贤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安居乐业的思想，在一千年前的唐代就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又曾实行针对旗人的福利分房制度，并在北京地区开始按揭买房（“指扣俸饷认买官房”），但近代意义上的住宅保障立法则是西法东渐后的产物。不过，这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法律智慧的缺乏与权利观念的淡漠。其实，无论在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初的中国，住宅立法都是为因应住宅问题而出台的，而不是如许多学者所说的光为了保障住宅权。所谓住宅问题，大致包括住宅不足、住宅的不可承受性与住宅不适宜居住等三个方面。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故都的北京尚且臭气熏天、沿街出恭，新兴城市广州自来水里还跑出小鱼，自然不会有什么心情谈居住的舒适。能够在城市有半间地下室或者一个亭子间，摆脱黄梅戏里董永那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就感天谢地了。

　　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没有英吉利人民的幸运。在英国农民因为圈地运动被迫进城打工的时候，不但有恩格斯这样的革命导师为他们呼吁，写下了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和《论住宅问题》等论文，还有政府和社会日益增加的人道关注与行政干预。从1851年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部法律以改善工人的住宅状况。而民国的中国民工可以援用的思想资源只有孙中山“住宅是人生四大需要之一”这样一句大话。虽然也有一些市政学家提出“居住舒服的权利”，但影响实在有限。即使在偏僻的安源小城，罢工的宣言也不过提出“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的要求。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七十二家房客的故事也就习以为常了。

　　更为不幸的是频繁爆发的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房屋。战争始终是住宅问题的重要根源。且不说共产党左倾错误时期在根据地实施的烧房政策（《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毛泽东和黄克诚先后因为抵制这一政策遭到撤职和降职的处分），单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就使得中国住宅状况倒退了至少五十年。炮火的轰炸和人为的破坏造成了绝对意义上的住宅短缺。广州市在抗战期间被毁坏的房屋，数近五万间，面积约四千市亩，其中有三万六千余间且是全部拆毁，荒芜一片。武汉市在抗战之前房屋有112178栋，占地面积19123亩，抗日战争期间炸毁的占总栋数的6.17%，总面积的36.15%。南昌市原有的45214栋高大的店房与住宅，被战争的炮火摧毁了35025栋，损失的总和占原有房屋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