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最高法对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法律，有权作出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条第3项“讨论、通过院长或副院长提请审议的司法解释草案。”和第4项“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司法解释和案例”的规定，作出司法解释是最高法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并且应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据以前的惯例，什么时间、哪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号是多少，应该一应俱全。一个乡镇、一个县级机关发个文件，都得讲格式，何况是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司法解释呢？我真的不知道，法院要引用该规定时，如何是好？总不至于写下“根据2009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黄尔梅在新闻发布会的发言，判决如下：×××犯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样的判决吧。所以，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出台“司法解释”，不说它不严肃，至少也能算是不适宜呀。

　　四、“在与这样的犯罪作斗争方面，社会政策比刑罚及有关处分的作用要大得多”（见李斯特《德国刑法学教科书》P12—P13，徐久生译）。重刑不是解决“醉酒驾车”问题的唯一方法，甚至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与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

　　成都醉酒驾车猖獗，原因有三：一是大家都不觉得醉酒驾车是不道德的，社会文化能容忍醉酒驾车；二是醉酒驾车者能通过“勾兑”不被罚款，不被扣分，更不用说拘留了；三是交警察放纵违章，或者交警制造违章（如隐蔽安装电子眼、经常变更单行道），有违章才有罚款、才有高福利。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一是坚持“孙案”以后施行的严查，不给醉酒驾车者留侥幸空间；二是坚持查到酒后驾车的，一律行政拘留15天；三是大张旗鼓地宣传醉酒驾车是不道德的行为；四是对被“勾兑”的警察严格行政处分。“孙案”之后这段时间，由于交警查得紧，且一律拘留15天，我周围平时醉酒驾车的朋友，再也没有一个敢酒后驾车了，效果非常明显。

　　法院不能包打天下，重刑不能包医百病，死刑的威慑力也是有限的。

　　五、最后本人陈述一下对孙伟铭案处理措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