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我参加整理法学所收藏的清华外文图书。根据馆长新撰的馆史所载，这都是清华大学建校伊始到1952年院校调整之前的藏书，计有9319册，接收的时间是1958年或1959年。

　　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冯友兰先生讲过清华关于购书经费必须占全年经费25%的硬性规定。当时曾为此钦羡不已。我想象，清华的外文书一定也相当之好。果不其然。打捆堆放在图书馆地下室的近万册清华旧书，均为硬皮精装本。即使今天，这也是一流的版本。半个多世纪里无人打理了，但也只是封面及书脊脏了一些，纸张依然完好，字迹也非常清晰，丝毫不影响阅读。

　　更让人佩服的是清华图书馆的采购水平。婚姻家庭法、侵权行为法、宪法、国际法、法理学等等，法学的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藏书，可说非常完备。而且一个部门法，如宪法，不但包括论述英、法、德、美几国宪法的著作，其他各国的也有购置，甚至还有一本英国人写的暹罗（今泰国）宪法的著作。法理学的书籍亦相当完备，奥斯汀《法理学讲义》不用说了，庞德先生的大作《法律与道德》（1938年）、《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年），都是第一版。梅因的《古代法》还有两个版本。在许多宪法书的借书卡上，我多次看到“钱端升”、“钱”的签名；从签名上可以看出，钱先生续借的次数相当频繁。在几本国际法书籍上，我也看到了王铁崖先生的铅笔签名，似乎还是三十年代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的笔迹。整理的过程，也成了我阅读历史的过程。

　　但是，这都是1949年之前的印迹，其后就基本无人问津了。在1958年移交法学所之后，这些书也仍旧没有得到多少利用。我在许多书籍上甚至都没有找到法学所图书馆的藏书章。而从1992年开始，因为场馆所限，这些书被打捆堆放进了地下室。我可能是十多年来的第一个拜访者。

　　这样宝贵的资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都被我们搁置一边白白浪费。1978年之后江平等先生先后主持过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但似乎未有一种是采自这批馆藏。这实在是让人遗憾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