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谢怀栻先生才知道有这本书的。[1] 但真正看到已经是谢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法学所的地下书库里。我恍惚感到：要理解谢先生，不看他的《法学文选》，或许没有多大遗憾，但不看这本《谬论》，则可能根本理解不了。

　　这只是一本才160页的小册子，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大概因为是“内部读物”，似乎流传不广。蔡定剑先生写《历史与变革》（1999年，法律出版社），讲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竟然都没有引用这本书，而是看的《国史通鉴》；虽然从内容看，最初的版本仍源于此。

　　能够在这本小册子里占一号的先生们，无疑都是法界英杰。而在当时，则是人人得而诛之，如谢先生1989年对徐国栋所说的，“个个都想踩你一脚”。虽然现在景仰之犹为不足也。

　　但是，人类似乎总难以避免健忘的天性，特别是对伤心的往事。我总觉得，如果谢先生不是活到现在，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能很少有人还会想起这个老人。

　　右派之一的宪法学家、当过宁夏大学校长的吴家麟先生曾批评说，许多关于五七反右的著作，“对57年政法界的鸣放情况和反右过程极少涉及，甚至是不置一词”（《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页）。我想，也许吴先生说出了无数个无法再开口的右派法学家想说的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对那一段历史进行回顾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似乎更在意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转向”之迷，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学界的情况。原因之二，或许是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成为显学，法学家们忙于国家的法制建设，根本没有时间用于回顾。

　　所以，也就谈不上全面而认真地研究右派法学家们当年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比如右派对1952年司法改革的批评、对所谓“旧法观点”的质疑，法学界和史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权威的研究结果出来。前面提到的蔡定剑先生的著作，其观点与他的老师陈守一先生在近二十年前写的《中国法学三十年》几无二致。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大概因为本职工作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不少当年的文史界右派真实地记录下了当年的一切，如戴煌、朱正、程千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