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一)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
2006年6 月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反垄断法》(草案) ，《反垄断法》开始进入立法程序。在草案起草过程中，中国主流意见关心的主要是反垄断法主管机构的设置问题，所谓的反垄断法执行实际上指的是公共执行，至于反垄断的私人执行问题，草案只是简单地规定了损害赔偿条款，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按照目前我国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公共执行体制，设置了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和国家反垄断执法机关，并规定了相应的职责，但是，反垄断委员会与这个执法机构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这个执法机关将设立在现有行政部门内部，还是单独设立成为独立执法机构；主要由行政官员主导，还是由法律与经济专家组成；是否设立分支执法机构，其内部架构如何；它的调查权、执行权有多大，是否拥有部分司法权，是否可以充当原告……凡此种种，草案并没有明确。另外，在反垄断领域，大量执行活动由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承担。法律若不能对该机构的性质、权限、架构及其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界定清晰， 则该机构未来的运转将面临困难。[36]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反垄断法草案所确立的公共执行体制，很可能会出现权力冲突或权力虚置两种情况，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导致反垄断法无法有效执行。当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不能有效运作时，我们应该怎么办？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依靠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来推进反垄断法的实施。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费被大幅度削减，因此公共执行的案件也相应的减少，那时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实施基本上是靠私人执行推动的，并且通过私人执行发展了美国的反垄断法，产生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些判例。
其次，从反垄断法的规则特征看，反垄断法具有鲜明的不确定性，是公认的最能体现法律不确定性的部门法，这决定了反垄断法实施成本是很大的，在“小政府、大社会”或“有限政府”已经成为普遍行政模式的背景下，无疑需要私人积极介入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与国家共同承担实施反垄断法的职责。 [37]此外，发达国家在执行反垄断法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如执法资源有限、信息失灵、政府失灵等在我国都会碰到，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执法资源，不管是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更为有限，我国的“政府失灵”问题会更为严重，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反垄断的重点是行政垄断。所以，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建立私人诉讼制度，对于弥补反垄断执法机构资源之不足，特别是对于克服“政府失灵”，意义十分重大。[38]此外，由私人来执行反垄断法，通过法院来审理和判决，较公共行政机关执行反垄断法无疑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经济政策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