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自然不成问题。但接下来必然遇到的是受贿数额的计算问题。这是因为持股人在持有股份期间，股票的价格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持股人在持有股份期间，股票公司也会对股票进行分红，持股人也可以对股票进行转让，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对受贿数额的认定发生影响。《意见》虽然对此也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在认定时还应当做具体分析。

　　1、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至案发前未转让的，无论股票的实际价格发生何种变化，都应以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时的价格计算受贿数额。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的行为，其犯罪既遂的认定，是以收受请托人干股行为的完成作为受贿既遂的标准。

　　2、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至案发前已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其受贿数额的认定，也仍然应以收受请托人干股时的价格计算。如果按照《意见》第二条规定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则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的股票，其价格都会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持股人会选择在股票升值的时候将其转让，但也不排除持股人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或者认为股票市场还会进一步下跌时，将其转让。如果一律按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计算受贿数额，就会出现三个在同一时期收受了同样数额干股的持股人，一个是持股不动，一个是选择在股票市场上升时转让，一个是选择在股票市场下跌时转让，结果就会出现三个完全不同的受贿数额，这在刑法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同样，如果按照这一方法计算，还会出现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较低的价格从请托人处买入已经升值的股票，在持股期间股票价格又跌回到当初购买的价格以下，其受贿数额应如何认定？或者认定其没有受贿？

　　笔者坚持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请托人干股，或者以较低的价格从请托人处买入已经升值股票的行为，是以收受请托人干股行为的完成，或者从请托人处买入已经升值股票的行为的完成，作为受贿既遂的标准，至于其选择持股不动，还是选择在股票市场上升或下降时转让，只是行为人事后对赃款赃物的处理，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成立和犯罪数额的认定。正如有受贿人将受贿的赃款又向社会做了捐赠，我们也不会认为其受贿行为就不再构成犯罪。[1]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至案发前已进行了股权转让的，其受贿数额的认定，仍然应以收受请托人干股时的价格计算，至于其所获利益超出收受干股时股票价格的，应以受贿孳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