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证集疑录（下）

　　法律、法规以及法院的判决等司法文件不在《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列，[1]因而对其（也包括官方译本）加以援引、摘录均不会涉及侵权的问题，但是若从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和便利读者的角度考虑，则仍有标明出处的必要。问题是，如何引证？

　　一、法律和法规的引证

　　（一）法律的名称

　　1．全称还是简称

　　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的正式名称通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法”。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

　　例外之一，名为“条例”的法律。20世纪50至8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部分法律一度以“条例”为名。[2]如《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3]《户口登记条例》、[4]《农业税条例》、[5]《逮捕拘留条例》、[6]《学位条例》、[7]《治安管理处罚条例》，[8]均属之。[9]当然，随着上述法律被逐渐废止，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少见。

　　例外之二，一些军事法律没有冠以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而径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条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0]《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11]

　　抛开例外暂且不论，仅就正常情形而言，引证法律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使用全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是使用简称，即《宪法》、《合同法》。[12]若追求行文的严谨性，前一种比较可取，但在文中反复使用全称不免罗嗦，而后者虽然简洁，但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时容易和国外的相关法律混淆。因此有必要综合使用，即在首次使提到法律名称时，使用全称，在后文中则使用简称，并作适当说明。当然，如果不涉及国外法律或不至于产生误导时（如对外国立法使用全称或不加书名号以示区别）也可以只用简称。[13]

　　2．法律文本失效（经修订或被废止）以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定、修改和废止就是法律的生命轨迹。不过，与自然界的生命物体不同，经历了修改和废止的法律，往往在有效文本之外，还保留了一个失效的文本。我国对法律的修订通常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完全废止原有规定，新陈代谢，“另起炉灶”，再立新法，并取新名。比如，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取代了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14]这种情形下，不会造成新旧不分的结果。

　　另一种做法是对原有的法律进行局部或彻底的修改，并重新公布，但仍使用原来的名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由全国人大会五届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修订，条文由原来的192条扩展为452条。再比如，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2001年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正，条文由原来的37条变为51条。这非常容易引发混淆。由于我国的法律通常并不包含规定自身称谓的条款（一般只是自称“本法”），因而学者们往往习惯性地使用“新某法”、“旧某法”来区别修订前后的法律文本。甚至连最高人民法院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区别修改前后的《经济合同法》。在一份通知中，该院指出：

　　凡是《决定》公布前，即1993年9月2日前签订的经济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果确需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被《决定》所修改和删去的条款的，在法律文书中引用该条款时，可写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示区别，原《经济合同法》有关条文内容未作修改，仅是条文顺序发生变化的，以及审理1993年9月2日以后签订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正后的《经济合同法》。[15]

　　问题是，虽然这种做法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由于新和旧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修订的法律文本会被更新的文本替代，“新某法”、“旧某法”的称谓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自1984年3月12日通过后，又于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两次修正。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1993年12月29日通过后，又经历了1999年12月25日、2004年8月28日和2005年10月27日三次修正，经过最后一次修正其条文数由原来的230条变为了219条。面对此种情形，仅仅标注新旧或“原某某法”是远远不够的。

　　3．法律的制定和生效日期

　　用时间标注是区别不同本文的法律的最好办法。比如，辽宁省人民政府先后于1990年4月21日和1995年5月2日颁布了同一名称的两部地方行政规章《辽宁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实施办法》。通过标注其颁布的时间可以将二者明确地区别开来：《辽宁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实施办法》（1990）和《辽宁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实施办法》（1995）。当然，也可以把年份提前，如1995年《辽宁省农林特产农业税实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