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法院公告停止了2001年对齐玉苓案批复的法律效力。这一批复首次直接引用宪法第4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作为法律依据，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的热烈讨论。长期以来，由于法院一直回避宪法问题，导致人们误以为宪法没有法律效力。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宪法是“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当回事，因为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不能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或更直白一点，宪法到底“有什么用”呢？齐玉苓案打破了这种尴尬，最高法院当年的批复至少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表明宪法还是可以“有用”的。如果没有后续补救措施，这一批复的简单失效将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信息：宪法还是“没用”，至少在法院是如此。

　　法院对宪法问题的回避始于最高法院的批复本身。1955年，最高法院判决宪法不能被用来给罪犯论罪科刑。1986年，最高法院又判决宪法不能适用于普通民事关系。其实这两个批复本身都没有错：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个人权利，当然不能作为惩罚个人的法律依据；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规定政府义务、限制政府权力，因而民事关系中的普通私人不能作为宪法诉讼的被告。然而，如果由此得出法院不能适用宪法的结论，显然是大错特错了。1982年宪法前言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法院是保障法治的最后一关；如果宪法进不了法院的大门，依宪治国就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