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规定》第16条是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某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否限制了《规定》第16条实际效用的发挥？第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主要集中在第三章，主要包括如下条文：第18条：“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第21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25条第4款：“专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关心、爱护、尊重学生，不得歧视、厌弃。”可见，《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禁止的是以体罚（变相体罚）、歧视、非法开除、侮辱等方式对待未成年人的教育行为，而这些行为显然不应当包括在《规定》第16条所谓的“适当方式”之中。第二，一方面是保障学生权益的角度，一方面是赋予教师以限制学生某种权益的方式实施教育行为的角度，着眼点的对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规定》与一些列保护性法律之间的视角分歧。但视角分歧并不意味着立场的迥异。可以看出，《规定》第16条和相关法律在“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大前提上是基本一致的，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是《规定》第16条更加明显地暗示了“处罚”的说法而已。至于有人进而认为由于《规定》只是部门规章，其效力位阶的先天劣势将使得第16条的实际效用在诸多对立的法律规范的合围下被无情窒息，这无疑也有杞人忧天之嫌——且不说《规定》的指导思想和那些所谓的法律如何一致，即便真的存在某种冲突，也不应是《规定》的立法初衷，更不是《规定》所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