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可参见如下论文：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董保华：试析社会法的调整模式——对第三法域的探索，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2月；董保华：社会基准法与相对强制性规范——对第三法域的探索，载《法学》，2001年第4期；董保华、周开畅：也谈“从契约到身份”——对第三法域的探索，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张翀：社会法与市民社会——第三法域探微，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
这里的“静态的行政合同”是指完全符合下文两个假设条件的行政合同形态，是一种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形态，与首页探讨行政合同内涵的第三种观点所理解的“静态意义上的行政合同”并不是同一概念。
游劝荣认为，这种机会成本直接影响着两种类型的选择，其一，是否选择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方式；其二，在以法律为社会关系调整妨害死的前提下，选择何种途径（何种类型的法律）予以调整。在本文的论域里，显然是第二种选择成为了焦点所在。参见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对此，学界观点已经形成通说，但是对于行政优益权的具体内容则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包括发起权、监督权、指挥权、单方变更权、单方解除权和制裁权等。可参见陈晗霖、黄明健：论行政合同的基本特征，载《行政与法》，2005年第6期
笔者认为，从现行《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受案范围的规定，推出行政合同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进行规制的结论，略显牵强。但若是在理论上能够对该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再以此指导立法实践却无疑是可行的。至少在笔者看来，理论上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妥，具体的分析依据可参见拙作：试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统一标准——以“行政主体—实际因素考量”的逻辑，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2期
对于具体的援引规则，本文不做展开，可以参见陆平辉、郭弘杨：论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