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企业的复杂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不高，存在着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企业形式和经营形式。既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还有许许多多合伙企业、个体企业，许许多多小作坊、小商店，还有诸如“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等难于归类的企业。而且各种企业在经营形式、劳动管理形式上差别甚大。例如，有的实行计时工资制、定时上下班，有的实行计件工资制、自由上下班。特别像“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之类，有材料、有订单就加班加点干，没有材料、没有订单就闲着。有的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就多招工、多用工，淡季就少招工、少用工。特别是一些服务行业，就指望节日、假日赚钱，平常生意很少。这就要求规范劳动关系的立法，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不能套用规模化、现代化工业生产企业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
遗憾的是，劳动合同法没有注意和重视这一点，而是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采用一个标准，采用一个模式，搞一刀切。例如，一律要求签订书面合同，追求长期限的合同，以为合同期限越长越好，对解除合同的权利严加限制，甚至强制签订所谓无固定期限合同，等等。常委会工作报告说，“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3%”，而“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正好说明劳动合同法未注意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企业之间的差别，搞一刀切。
五、照搬照抄西方制度
常委会工作报告强调指出：“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一节规定的“集体合同”，就是这种盲目照搬西方的、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法律制度。必须注意的是，所谓集体合同，不是合同法上的合同类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明的处理劳资关系的特殊制度。实行集体合同制度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独立工会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所谓独立工会，被认为是劳动者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捍卫者，而且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所谓集体谈判，即由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就工资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条件，与企业主定期举行集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是集体合同。对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政府不作干预。工会用来对企业主一方施加压力的手段，是组织工人罢工。工会每年一次为在集体谈判中争得有利地位而组织的罢工，在日本称为“春斗”，在韩国称为“夏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