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地方自治有助于使民主制度的真正建立。辛亥革命以来，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民主，甚至是与民主对立的。孙中山指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21]对此，当代学者也指出：在“革命过程中，民主是不足道的。民主本身意味着和平、规则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它的精神甚至与革命（暴力、打破规则、压制）正相反”。[22]那么如何实现从革命向民主的过渡，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呢？孙中山给出的方法是制定约法，实行地方自治，让地方议会监督军政府，制约军政府的权力，“洎乎功成……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而人民又因有地方自治的训练而具备了民主政治的素质，“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23]他举美国和法国为例说，美国革命后国体“一成不变，长治久安”，而法国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他分析原因说，英人素富于“自治能力”，美国“未独立以前”，“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其立国之后，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而法国“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而当时的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24]如果“县县都可以自治，中华民国便自然成立。如果全国的人民不能自治，总是要靠官治，中华民国便永远不能成立”。[25]他希望通过实行地方自治，一方面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精神和政治能力，一方面打下民国的政治基础，最终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关于地方自治的具体方式，孙中山前期曾主张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但后来逐渐转为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关于实行县自治的步骤，孙中山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有系统的表述。他主张：“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此后，“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吏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举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