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如下一个图来加以说明：
孙中山还解释说：“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6]
二、地方自治论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在讲演中强调说：“国家之治，原因于地方，深望以后对于地方自治之组织，力为提倡赞助。地方自治之制既日发达，则一省之政治遂于此进步，推之国家亦然。”[7]在孙中山看来，实行地方自治，有助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管理好国家。
首先，地方自治有助于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孙中山指出：“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8]因此，“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之心中。国民而身受民权之庇护，识其为无上光荣，则必出死力以卫民权，虽有拿破仑在国中，亦莫吾毒已。”[9]他举中国历史上的叔孙通制朝仪为例说：“然如何而能使国民知民权之为无上光荣乎？仆试以历史上之事实喻之。昔汉高祖初得天下，诸将叫号不宁，赖叔孙通制定朝礼，乃始识天子之尊严。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吾济当以叔孙通自任，制定一切，使国民居于尊严之地位，则国民知所爱而视民权如性命矣。然其道必自以县为民权之单位始也。”[10]他还说：“共和之坚固与否，全视乎吾民，而不在乎政府与官吏。盖共和国与专制国不同，专制国是专靠皇帝，皇帝贤，尚可苟安，如不贤，则全国蒙祸。而共和国则专恃民国，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则共和目的，无不可达。若吾民不知负责，无论政府官吏如何善良，真正之共和必不能实现也。是知共和国之民，应希望自己不应希望政府官吏也。”[11]在他看来，只有人民懂得管理政事的政治能力，会做国家的主人，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建成真正的民国。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当时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与参政、议政能力是极端低下的。对此，孙中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12]“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13]即使在民国成立以后，“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其未了解并无此思想者，于共和深表反对”。[14]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孙中山提出的方案是“励行县自治，以养成人民参政之习惯”。[15]他指出：“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16]我们知道，孙中山主张训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地方自治。对此他举菲律宾为例说：“美国之欲扶助菲岛人民以独立也，乃先从训政着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至今不过二十年，而已丕变一半开化之蛮种，以成为文明进化之民族。今菲岛之地方自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余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此即训政之效果也。”[17]孙中山认为：“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18]一旦“全国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国人民有了民国的国民资格”，[19]在此基础上，“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反之，如果人民未经县自治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事务，则会“茫昧不知津涯”，“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20]因此，地方自治是培养人民参政、议政等政治能力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