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我国的行政指导不要给相对人一种被假强奸的感觉！

　　假强奸不是哭诉无门的问题，而是忍辱含冤的问题。“变相具有实际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相对人会不会、敢不敢、愿不愿提起诉讼，这本身就大可疑问。法院即使受理，如何判断是否具有实际的强制力，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

　　2、“先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非诉讼渠道，待积累救济经验、将来条件成熟时再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试析之：何谓“非诉讼渠道”？恐怕就是上访之类吧？关键是“积累经验、条件成熟”：甲、谁积累经验？是法院吗？不可能呀，法院未曾受理，何来经验。是其他机关吗？那至少还要再去培训法官。乙、什么条件成熟？是法官培训合格吗？但这却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行政指导之所以不能纳入司法救济，并非法官没有经验或其他条件不具备，而是此种行为的内在属性根本就不具有可司法性。前文已述，行政指导既不是行政法律行为，也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根本就是事实行为（遗憾的是，如此基础性的结论，当然也是学界共识，该文却回避了）。如果条件成熟是指：有朝一日事实行为会转化为法律行为的话，那么就是等到花儿谢了也是枉然。

　　积累任何经验、具备任何条件，都不可能改变行政指导不可诉的基本结论。

　　我还以为该文作者能有什么重大理论突破呢，原来是在研制永动机呀。

　　抽象行政行为倒极有可能会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中，但是抽象的行政指导却永远也不可能。

　　该文在论述“合政策原则”时，出现了两百字左右的自我克隆，几乎是复制粘贴了自己在前的一段原文。看来是：没话找话。

　　该文提出建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其内容尚可，只是不知如何协调与现有的行政监察制度的关系？总不能脚踩两只船，不离婚而去包二奶吧。

　　该文提出建立“行政苦情”制度，如果是对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的拾遗补缺，是有可取之处的。毕竟，现有的被称之为投诉、举报（针对公务人员或公务行为）的一些做法还相当不规范。

　　该文认为，当行政指导具有实际的强制力的时候，“应该按照民法原则将其作为违法行为加以撤销”。原因是：“民法原则要求当事人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我愕然。

　　以下几种情况，自然可以对之提起诉讼：1、以行政指导之名，行行政行为之实；2、行政指导之后的保障性行政行为；3、足以使相对人误认为是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结果肯定是原告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