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这表明《新资本协议》延续的仍是机构监管的理念和思路。美国现行的伞形监管模式虽然将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结合运用，[18]但其伞形监管模式是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而言的，对于独立的投资银行的监管仍延续着机构监管模式。美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也表明，美联储无权对独立的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检查《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缺陷，还表现在机构监管模式在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面前无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规制和监管。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当形式上具有不同业务种类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经济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时，机构监管模式下的监管就很容易被金融机构规避和操纵，[19]而这正是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凸显之前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所在。
三、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中使用最频繁的词语除“投资银行”之外，就是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名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在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们将信用违约掉期称为是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金融衍生产品之所以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加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因非审慎规制和监管而导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各式各样，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次贷证券化过程中的衍生产品。
《新资本协议》在三大支柱中都涉及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有关规定。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其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定在信用风险领域，即在确定信用风险时对资产证券化有特别的规定要求。第二大支柱即监管审查，其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审查有特别的规定。第三大支柱即市场纪律，其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的信息披露有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本身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重大缺陷。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使用的是一刀切的单一方法，并没有区分初级证券化与再证券化的不同风险状况。如果仅凭初级证券化产品就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实际上是低估了再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暴露。而此次金融危机中风险迅速扩散的媒介主要不是初级证券化产品，反而恰恰是信用违约掉期、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的再证券化产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和其他房贷机构将其住房抵押贷款的收益权打包出售给一个具有风险隔离功能的特定目的机构，并由这一机构公开发行以此为基础资产支持的偏债性抵押贷款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购买抵押贷款的价款，而投资者相应获得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构成的收益。[20]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便是初级证券化产品，但次贷的证券化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一般来说，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21]信用评级相对较低(风险较高)，但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金融机构为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于是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付债券为基础进行再证券化。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基础发行的债券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担保债务权证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主要区别是：担保债务权证的资产已经不再是次贷，而是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其他债券。[22]由此可以看出，初级证券化中的现金流直接源于实体经济之中，而再证券化产品的收益却是以其他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为基础，而且这些作为再证券化产品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往往都是一系列组合，因此，再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一般很难了解其投资产品的真正风险状态。像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由各种信用等级的证券化资产组合而成的金融产品极其复杂，以至于最聪明的投资者也无法确定其风险。[23]更为复杂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步伐并未因为担保债务权证的出现而止步，以各种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也被广泛推向市场，这些以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平方，以此类推还有担保债务权证立方等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到最后连其设计者都无法确定其风险状况，那么投资者与监管者又如何确定其风险状况？ 无法确定风险的投资是盲目的，并最终导致损失，而监管者无法确定风险状况便导致监管的失效与潜在系统风险的蔓延。因此，鉴别金融衍生产品的具体风险暴露程度，并采取适当的规制和监管措施是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重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