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无疑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为显目的一词。伴随着贝尔斯登公司与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Bank-American Corporation) 收购，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被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无一幸免。从一定意义上讲，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也成为金融机构中被指责的核心对象。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也暴露出了现行金融规制和监管体系的重大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一般将金融机构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类，而这里的银行一般是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虽然使用“银行”一词，但监管部门一般将其纳入证券业而对其实施监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库恩在概括何为投资银行时，基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将投资银行概括为从狭义到广义的四类。库恩认为，广义上的投资银行是指从事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财务到并购，从管理基金到管理风险资本等活动的金融机构。库恩特别指出，那些业务范围仅局限于帮助客户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买进证券的金融机构不能称为投资银行，而只能称作“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13]从投资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投资银行最早经营的业务与证券公司基本相同，即主要是从事证券承销的中介业务，依靠佣金、手续费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将投资银行纳入证券业监管范围的主要依据所在。但现今的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早已超出中介业务的范围，其更多的是直接作为主体参与金融产品的交易，而非仅仅是作为实体经济机构的代理人参与金融交易，其主要收入也不再是依赖佣金等中介费用，而是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所得，这也是投资银行高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投资银行本身不能吸纳公众存款，投资银行直接投资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利用短期票据市场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借债模式所筹集的资金。由于这种滚动借债模式规模庞大，只有环环相扣，一个环节也不能出错，投资银行才能保证庞大机构运营所需资金，俨然变成了一种借短债、放长贷的银行。[14]同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银行经营的直接融资业务逐渐成为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手段。因此，投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对投资银行的规制和监管并没有像投资银行的发展一样与时俱进。
实际上作为银行业监管公认标准的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 也没有将独立的投资银行纳入其调整范畴。一方面根据《新资本协议》第1部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银行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的投资银行业务才受《新资本协议》的约束；[15]另一方面，《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在于要求银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通过将银行杠杆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来防范过高的经营风险，但投资银行在逐渐代替传统商业银行成为融资主角的同时其杠杆率也在急剧上升。仅从2003年至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从20倍左右上升到30多倍，而这还不算结构式投资工具的杠杆效应，如果算上这些杠杆率，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高达50倍— 60倍！如果投资银行套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算法，他们的资本充足率约在1%-2%之间。[16]由此可见，投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及时有效的审慎规制和监管，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早已超出传统的证券中介服务，但对它的规制和监管仍停留在证券业领域之内；投资银行在其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伴随着潜在金融风险的加剧，而监管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改进与提高。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正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
如今伴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倒闭与转型，投资银行的业务将主要在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投资银行规制和监管上的缺陷就因此而消失。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主要在于监管方式的选择上，而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缺陷。《新资本协议》是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其适用范围的，即以国际活跃银行为中心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此类银行上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下级的国内银行、证券公司。这种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做法的实质是弃功能监管而采机构监管。机构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种类来确定监管的范围，例如，银行由银行监管部门依据银行法进行监管，证券公司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进行监管。功能监管是指监管的范围应当根据业务行为加以划分，例如，所有证券业务都应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加以监管，而不论机构的形式如何。[17]在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模式恰好可以发挥机构监管专业性强的特点，保证对不同金融机构有效监管的落实。但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功能监管的优势得到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