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朋，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著有《官商关系：中国商业法制的一个前置话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注释】 沈宏非：“教英文的风险”，《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10期，第78页。
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应当被理解为因材施教的意思。钱穆先生也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但遗憾的是，上述观点并没有有效抵御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偏见的蔓延。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伸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6－157页。
［法］戴廷杰：“兼听则明——马嘎尔尼使华再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会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9－148页。转引自方流芳：“公司词义考：解读语词的制度信息”，《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第279页。
而眼见着满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时代的终结，汉语的最终命运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思考和警惕。李海鹏：“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B9版。
后来的情形稍好，在翻译奥运菜单时音译的方案占了上风。麻婆豆腐被译为“Mapo Tofu”虽然豆腐的翻译还带有日本腔，不如Doufu来得直接和地道，但也算凑合了。高昂：“‘夫妻肺片’‘麻婆豆腐’英文这么译”，《京华时报》2008年6月18日A05版。豆汁被译为“Douzhir”、驴打滚译为“Lvdagun”、爆肚为“Baodu”、卤煮为“Luzhu”。其后再加英文解释。温薷：“豆汁译名初定‘Douzhir’”，《新京报》2008年7月25日A26版。而之前曾有说法是将豆汁译作北京可乐。这无疑是一种自我殖民地化的奴性意识的体现。
而在对外翻译时过分追求意译的弊端在贵阳客运段列车上几幅中英文对照标牌上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2008年5月5日有网友发帖讲述自己五一期间在贵阳客运段列车上的奇特见闻时提到，贵阳居然被翻译成了the expansive sun（昂贵的太阳）。该标牌还将抛扔译为扔了又扔（to throw to throw），将投诉译为投掷了来告诉（throw to tell），将警风译为警察的微风（police breeze）。“贵阳客运段标牌英文翻译错误百出：贵阳被译成‘昂贵的太阳’”，《京华时报》2008年5月8日A16版。
此前，屈从于外交压力，国人习惯了的韩国首都的汉语表达被人硬性由“汉城”改为“首尔”则是另一个例子。它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自由使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由于汉城一词是历史上该城市的真实名称和韩语汉字的表达，因此国人使用这一词汇指代那个城市，并用汉语拼读其发音，自然与近代称西方人为“夷人”、和日人蔑称中国为“支那”不同。因为其间并不存在歧视的意味。如果这种改动确有其必要性，那么作为国名的Korea是否也应音译作“高丽”？
林金芳：“官僚主义不除‘学术大师’何用？”，《经济观察报》2006年10月23日第15版。
对学术上盲从于外部权威的批评可见姜朋：“数字化生存与外部权威”，收入刘斌、杨玉圣主编：《人文论坛》第3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491页。
转引自邓云乡：《邓云乡集·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接下来，刘半农写道：“本校也注重英文的，可是会英文的目的，和社会上一般人的目的，大大不同。一般人念英文的目的，我们可以拿上海商人的心理，来做代表：他们的子弟，自小就送到工部局办的华童小学里去念英文，大了以后又送到圣约翰大学，所希望的只是学了英文，在洋行里混一个事情，吃洋饭，发洋财罢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我们以为时至今日，学术已有了世界化的趋势，无论学文学、学科学，倘不能直接看外国书，只凭翻译本子，那终是隔靴搔痒，倘使能直接看外国书，就可以增加许多知识的源流和做学问的门径。……算是一剂整理脑筋的良药，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都应该先受过它的洗礼。”
李亚伟：“中文系”，《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7页。
李雾：“国学场现行记”，《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5日B15版。
许章润：“那一片学思与法意——介绍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讨论班”，http：//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955。
梁任公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中告诫清华留美学生：“若仅以听受彼中校课自足，结果所学尽变成‘洋八股’，归来一无所用，且并不能得实习之机会以求所学之增益。故我同学在留学中，不容徒费全副精力以习彼国之实务而忘我国之实务，当常常注意其研究方法，思及回国后与本国实务接触，如何始能应用。”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学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8页。
“清留学生招聘策”，《近代史资料》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国闻短评：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新民丛报》第3号，1920年3月。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历史上的亲日派多有留日背景：汉奸周佛海1921年冬由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3月15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学习，1926年3月31日毕业。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在20世纪的一批学人身上，常能看到这种民族精神和气节。1939年底，中英庚款会组织第七届留英学生上海英租界集合准备赴加拿大留学。中国学生却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道：“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方正怡：“钱伟长：桑榆匪晚奔驰不息”，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7485。
石岩：“牛津校长：大学是越滚越大的雪球”，《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D25版。麦克米伦先生还指出，“我们不能生硬地划分所谓的教学型大学或者科研型大学，因为教学和科研是密切相关的。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应该和谐的共处同一社区。从1920年代开始，我们的学生就处于一个和学术前沿密切接触的氛围里。因此，营造这种氛围的社区就是非常重要的。”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90页。
［加］比尔·斯莱文：《它们是怎么来的（How Everyday Things Are Made）》，徐来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
日本影片《追捕》，由佐藤纯弥导演，高仓健、中野良子、原田芳雄主演，日本永田制片／大映公司1976年出品。
来自中国国家汉办的消息说，已有80所孔子学院落户38个国家，还有38国近百家机构正在申请。但有论者则冷静地指出，两年来孔子学院在暴露出其管理上的诸多弊端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太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感召力的事实。韩方明：“孔子学院：如何成为中国的软力量？”，《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D32版。到2007年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国内首家广播孔子学院也在12月6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中国首家广播孔子学院成立”，《经济观察报》2007年12月10日第02版。以前人们常习惯于说一句话：“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但随着“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强势话语，“什么是你的文化特色、精神、价值观以及利益所在”的讨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6年11月，欧盟贸易委员Peter Mandelson来华访问时散发的一份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沟通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开篇非常惹眼地使用了“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利益”的字样：“基于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很好的利用与中国活跃关系的潜力。支持中国的改革进程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国人习惯于听到关于“（政治）友谊”的时候，实在该想想，在国际交往中，什么是我们（应当恪守和宣扬甚至输出）的价值和我们（追求和保有）的利益了。另一个例证发生在2006年中非论坛时，当时听到一则广播向市民介绍非洲的礼仪，诸如接东西要用哪只手，赴约该不该守时等等。主持人的用意不外是要公众知晓并遵守。问题是按我们中国“客随主便”的老话，应当被（对外）介绍和尊重的恰恰该是东道国的礼节。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保有什么应该让客人知道的仪礼和禁忌？我们自己能说得清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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