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日本《教育时论》第599号刊登的《就于支那教育调查会》一文也说：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机运殆将发展，我国先事而制此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立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17]

　　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写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也表露了此种用心：

　　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着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8]

　　其实，激发学生报效国家的热忱和责任感，以培育和锻炼学生深切的问题意识为己任，服务于中国社会，致力于中国兼及世界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这正应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使命。[19]而简单地、片面地追求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恐将违背并且有害于上述使命的实现。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 理查德告诫说：“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同学校承担不同的功能。”对于“什么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最直观的指标”的提问，牛津大学副校长威廉姆·D. 麦克米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不能用一种指标衡量一个大学”。[20]

　　正如人们常说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样，任何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假使真有的话）必定是立足于某一国土地之上、浸淫于某一种文明之中。如是，则中国的大学，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土地，而不能抛开其母语而脱华入西（方）或入美。何美欢教授说过，美国的汉学家可能不会出现在中国本土的一流学者名单上，同样，中国的英美法学者也可能永远不会被美国人列入他们的一流学者名单。[21]据此，那种希望通过靠“输血”和“挖大树”方式来取得“权威”和“大师”（也许是过去时的）的做法永远也不能等同和替代原生的学术人才，以及（更重要的）人才养成机制和学术梯队建设。

　　一本儿童读物上说，专家研究后认为，人类进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筷子进食，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朝鲜人；二是用手抓食，如非洲、中东以及印度次大陆等一些地区的人；三是用刀叉进食，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人。[22]莫非有朝一日，为显示与国际接轨（或曰“趋同”）的完全和彻底，要举国弃箸，转采刀叉进食不成？30年前，一部日本商业影片有段台词说得好：“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那么请你也跳下去吧！多么蓝的天啊，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23]东邻是朝仓，西隅是唐塔。如果我们像影片中的杜丘一样清醒，我们是否该好好想想：一定要跟他们学吗，凭什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