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可谓一语成谶。数十年前，刘半农先生写道：

　　二十年来，国文一科太形退步了，甚至大学毕业的学生，连普通信札也写不通。所谓“通”，有两种说法：“大通”和“小通”。大通是博通一切，自非易易。小通是文从字顺，是人人应有的能力。……高小毕业，中文应该就通。乃至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尚未能通，这岂不是笑话吗？[10]

　　不仅令诗人感慨的教授领着一群讲师在浅滩边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和李白的随从的情景[11]怕难再有，让润之先生深恶痛绝的“言必称希腊”[12]在现实中则注定大行其道。李雾先生在一篇小文中勾勒了时人对古代文献的种种误读，进而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指出“要把国学读个半通，竟也非懂英文不可。”[13]眼见国人难逃做个黄皮白瓤的“香蕉人”的集体宿命，我实在忍不住要再一次引述许章润教授那段非常精彩的话：

　　近世中国有一个重要现象，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法律从业者不能自外。就是凡事都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去做取舍，也只有经由这一番介乎通与不通之间的“比较研究”，似乎才觉得妥当塌［踏］实。自李合肥而毛润之，从鸿学硕儒到计程车司机，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一幸免。……因此，当时与常常盘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活着有什么劲”的问题联翩而至的，便就是“人家是怎么过的？”好奇和疑问。这里的“人家”，不是头上顶着乌纱、说话办事都很庄严的熟人，也不是腰包鼓鼓囊囊、说话办事都很不庄严的朋友，而是那个代表着“文明”“富强”的西方，那个让容闳、严复、辜汤生、胡适之们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赶一趟混水的另一个世界。[14]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而很多时候，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会对其日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国内的大学疏于提炼自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标准，甚至轻视自己的母语，而一味寻求外援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民族、国家的未来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15]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件中称：

　　为表示超于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