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从小学到大学，国内学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被用于学习外语。内地的顶尖大学纷纷开始设计双语教学，引入外文（主要是英文）原版教材，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开设外文（英文）课程，吸引外国留学生，也同时借以提升自身水准或身价。2006年，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中，教育部推出所谓“111计划”，即拟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大学中组建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基地。这个颇有些类似于挖大树进城的计划旋即遭到读者的质疑：

　　当别人用托福、GRE把我们的几近成形的年轻人才收割走的时候，我们却拼命地把他国几近“退居二线”的“权威”引进来，何况，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只是兼职，可以想象，那些来华工作的所谓大师和权威，除了讲讲座，开开会，就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还能起到多大的学科带头作用？[7]

　　除此之外，为了获得与所谓“国际”学术主流对话的机会，有的大学（学院）不惜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其教员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甚至提出1篇国际核心论文相当于2篇中文论文的“兑换牌价”。这些做法无不暴露出国人（甚至是提供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和最高教育主管当局）对外部权威的迷信、盲从，[8]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在中国的大学究竟为何建立、存在（即为谁服务）等问题上的认识模糊。百余年前，梁任公曾说他“不忍言西学”，盖因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物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举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夥，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