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调解制度，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多种调解模式。
（1）从调解所分布的领域来看，可以将调解分为诉讼型调解和非诉讼型调解。诉讼型调解指的是法院的调解以及在法院授权下进行的调解，其他均属于非诉讼调解。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诉讼型调解具有较强的规范性约束，而非诉讼调解则相对较为灵活，规范性约束不强。在现代调解制度的框架下，非诉讼调解得到了高度重视，诉讼调解的衍生形式也开始出现，如委托调解等。
（2）从主持调解的主体来看，调解可以分为法院的调解、行政的调解、社会的调解、民间的调解以及检察机关主持的息诉和解式的调解。仲裁调解属于社会的调解，人民调解属于民间的调解。现代性调解制度涵盖了所有类型的调解，有的主体还处在细化之中，比如社会调解又可分为单位调解、行业调解、社区调解、区域调解、协会调解等等。
（3）从调解的效力层次上看，调解可分为有执行力的调解、可申请司法认可的调解、具有合同效力的调解以及完全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的调解等等。在现代性调解制度中，调解的效力一方面取决于制度的预先规定，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当事人自治的愿望。调解的效力与其所受到的程序公正度有内在关联。
（4）从调解是否为审判的必经程序来看，可将调解分为强制性的调解与自治性的调解。强制性的调解是指法律规定在诉诸审判前必须经过的调解，也就是说，调解是审判的必经程序。如果不属于强制性的调解，则构成了自治性的调解。按照现代调解制度，调解的自治性是根本性特征，因此，虽然出于司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强制性调解的案件在数量上日趋增多，但自治性调解依然具有持久的背景作用。
（5）就法院调解而言，可将调解分为法官调解、协助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等。在协助调解中，法官依然是行使调解权的主要主体，但在法官的邀请下，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参与调解过程，协助完成调解工作。委托调解则是法院在接受起诉后、正式行使审判权之前，先行委托包括人民调解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体尝试调解，分流纠纷。此种调解本质上也属于法院的司法调解。特邀调解则是法院预先聘请特邀调解员，由特邀调解员在法院的安排下对个案实施调解，这与委托调解无本质差异。可见，原本较为单一或一统的法院调解，目前也随着现代调解制度的发展，而变得多样化了。这被称为“司法ADR”。 “司法ADR”的出现，表明法院行使调解权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
（6）从调解者的程序使命来看，可以将调解分为中介型调解、仲裁型调解和教谕型调解。各种调解皆有弊端：在中介型调解中，当事人间的交涉会以强者胜的方式来决定；在仲裁性调解中，难以避免调解人的恣意性；在教谕型调解中，国家的支配力会以规范交涉以及说服互让为媒介，干预调解的过程[4]。这是现代调解制度所必须明确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的要求，调解者的角色在能动与被动之间要寻造出最佳的平衡点，而且这种点，还要因情境而异、随案件而变。
（7）从调解的法治发展阶段看，可将调解分为治理型调解、法理型调解和情理型调解。这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调解类型。因为从这种类型化考察中，可以动态地看出调解制度在历史上的沿革规律，同时也可以更加准确地对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进行历史性定位，并由此预测其发展趋势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