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全球价值：刑事诉讼制度三十年
左卫民
【摘要】 1979年
刑事诉讼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确立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1996年
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79年
刑事诉讼法的拓展与推进。纵观中国刑事诉讼制度30年，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变迁的独特性。在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的当口，我们应该基于客观与科学的立场，明确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道路的独特性，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法制化建设的继续前进，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发性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建设提供一条具有借鉴价值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中国道路
【全文】
1978年—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的双重奇迹，相应地，解读与分析中国奇迹的特点、原因与发展趋势蔚然已成当下热点。在此背景之下，反思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设，探析30年间其变迁的特点、原因及未来走向，意义重大且深远。
一、制度变迁谱系
回顾中国刑事诉讼制度30年的变迁，可以初步厘析出以下方面的基本谱系。
（一）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
在30年乃至整个现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设史上，何谓最关键的事件？笔者以为，这无疑便是1979年制订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意义不可磨灭，值得大书特书，其重要性可从以下方面论之。
其一，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它不仅在形式上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首次较为系统地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开启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化历史进程的“闸门”。1979年以前，中国长期处于“无法司法”状态。[1]执政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废除了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从1949年—1978年，尽管在1957年之前——尚称常态的共和国初期——间或有涉及刑事诉讼规则的法律零星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年）等，但刑事诉讼法典却始终没有出台。[2]其间，虽然有关领导呼吁“要有法律”，但也不得不承认“制定完善的法律，诸如刑法、民法和刑事、民事诉讼法等，需要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下子搞好的。”[3]于是，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关于程序的若干规定就成为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制。尽管1950年代曾有刑事诉讼条例的草拟，最高人民法院也对14个大中城市高中级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进行了收集、整理并作了初步总结，但诚如董必武所言：“各级法院、各个法院没有共同的诉讼程序，这是事实。”[4]
上述零星的刑事诉讼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苏联体制影响的产物，与当时新中国全面拷贝苏联制度的背景相关。更令人生疑的是，在“斗争哲学”的弥漫与笼罩下，这些零星的刑事诉讼规则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是否普遍与深刻。笔者以为，1979年前的刑事诉讼在相当程度上是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传统司法模式的现代演绎。一方面，当时的刑事诉讼是在立法上废止、理论上批判“六法全书”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改良，如反对忽视调查研究及形式主义调查的“坐大堂式审判”，主张就地审判、巡回审判甚至人民陪审、听众发言制、公审制及注重调解，注重宣教，等等。[5]另一方面，尽管反对和批判旧法的逼供、骗供、舞弊等司法弊端，但实务中却并不罕见。[6]由于国家权力在这一时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化主导，权力不受约束和控制，个人权利遭受藐视成为了这一时期刑事司法的重要特征。正如中共中央在1979年所指出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严重存在；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已成为习惯。[7]
针对立法上“无法可依”与司法中“有法也不依”的状况，1979年所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涉及了刑事诉讼的所有重要阶段，使大部分重要司法行为实现了法律化与程序化，一套相对完整的程序规范由此形成，尤其是审判程序的规范颇为全面。尽管有不少方面的规定较粗糙，不宜于操作，而且关于侦查行为的规定也较少（除了逮捕行为外，秘密侦查行为几乎未有涉及），但相当一部分条文仍较为明确具体，刑事诉讼在整体上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办案的制度格局。不仅如此，这部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还成为了后来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接续的很多制度改革要么是在此基础上展开，要么是针对其实施的具体问题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