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比如说，在俄罗斯就有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斗争[23]，在德国有“东方道路”、’西方道路”（“德意志独特道路”）之争[24]；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就有洋务派与国粹派（清议派）之争。有两派之争非常正常，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机制让两者都有正常的表达机制，让社会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比如说改革或革命，一种是让社会保持稳定的力量）较量的结果，既不能表现出只有稳定的力量，这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肯定会消失的（比如说，萧功秦老师在该书的结尾时例举的塔斯曼尼亚人[25]），也不能表现出只有推进社会的动力，那样的文明注定要“疯癫”，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疯狂以及中国文革的混乱，两者只能表现出适度的平衡，进行不同的组合就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推动力。洋务运动几乎是在国粹派的只能“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的道德论点打压下缓慢前进，而在1911年以后，向西方学习压倒一切，传统中国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先进”的西学完全压倒“落后”的国学，虽然有人反思，即使声嘶竭力，也没有人理会；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在一个良好的机制下运作，反而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举步维艰，产生了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而且从其他国家来看，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圣学”本位在心理机制下运作，也会发生一些强制性同化认知心理机制，在评价中国文化时，产生了误解。比如说，美国学者在论中国法律传统时，苏力这样论述道，即“……有些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法律的论述，尽管极为精彩……但似乎总觉得这不太像中国人的思路，而有点是在分析美国的法律案例……[26]”；又比如说，在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不同样反映了西方人也在采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可是我们国人会认为自己会威胁别人吗？但是，他们有一套将所有正确的和错误的反映中国的信息都平等地表达出来的机制，这是我们缺乏的。

　　六

　　因此，在笔者看来，刘锡鸿说了什么，郭嵩涛说了什么以及他们后面的群体表达了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不仅仅因为其已经成为了历史，中国最伤感的那段日子已经过去，而是因为重要的在于我们是否有一种机制，让这两者都能在该机制下有序地且和平的运作，而不是两者一见面就是“你死我活”的，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其实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关注国家安危以及文化/文明的兴衰。

　　这应该是我们以后努力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基因（一定要记住，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或伊斯兰人，只能是一个中国人），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技和经济的基础上，值得我们学习，人类活着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之后的幸福，然其仍然有很多地方只能让西方人自己享受，我们无福消受。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博弈的产物，但是我希望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在一个良好的机制下让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甚或还有世界其他文明因素和平且有序的博弈。

　　书评书目：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