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或许可以解读，在民国年间，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了。王国维在1927年自杀于昆明湖，不是向前清表示效忠，而是对中国儒家文化即将没落而绝望，当时的陈寅恪有言，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划分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求一己心安而义尽也[21]”。

　　五

　　前面所有的论述，其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肯定其正面意义，对中国近代史解释之有力。其二，指出该书的不足，即论证的不完善和逻辑上的混乱；还有，在指出其与日本比较的有效性的问题以及质疑文化多元格局就一定会让中国迅速向西方学习的论断；最后，还对刘锡鸿的行为做了另外的一种解读。在后一方面，我已经不仅仅是指出其不足了，也是在质疑其论点（当然这还是在其框架内进行），然最后几乎是跳出了该书的框架阐释的另样解读就是对其论点的一种对峙了。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即萧功秦老师在《儒》一书提出的观点与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抑或他没有错误，我阐述的也有些道理。但是，如果以同一个标准评价的话，不可能同时为真，一定有一个观点/理论错误；那么以不同的标准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之，这是这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儒》一书阐述的论点没有错，笔者论述的观点也有许道理，因为两者立论的基础不同；而且这两者并存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一套良好的机制让刘锡鸿与郭嵩涛的观点有序的弥散开来。

　　《儒》一书认为中国近代士大夫们以中国传统儒家的思维方式即圣学本位（本身具有会意性、模糊性以及板块性的弱点）以及华夷尊卑国际关系评价一个刚刚出现（不一定是新的）的事物，在同化/顺化的机制下形成了强制性同化的扭曲性心理机制，将西方人、西学当成以前他们熟悉的夷人，统称“洋夷”；这种心理机制以及在此从事的行为使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巨大的耻辱，以“庚子之变”的最大耻辱作为了结束点，中国的士大夫没落了。在这种论点下，其实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中国比西方落后，不仅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还是在文化上如是——虽然这在事实上如是，特别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那么在文化上中国儒家文化真的要为中国近代落后付全责吗？它，其实是一种以今天的“成熟”即结果去评价昨天的“幼稚”即原因的思维方式。

　　而我是站在刘锡鸿的立场发言，认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映即《儒》一书表达的通过强制性同化心理机制（这是以今天的观点构建的，他们自己绝不这样认为）将西学纳入到夷的范畴是很正常的，作为整体的士大夫不这样反映才不正常，即都如郭嵩涛、李鸿章等人对西学所表现出来的反映就不正常。我的立论预设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当时所有的信息，都只能完成“川上曰”的历史使命[22]，而且这种“川上曰”的能力是要受到传统的制约，中国的最大传统就是以“道德”评价人，因此郭嵩涛与刘锡鸿两人都相互看不起对方；在文化上，也就表现出以儒家文化作为评价西方文化的圣学标准，不容质疑。如果我们以刘锡鸿作为维护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其的观点未必就不能接受（虽然比较极端），儒家文化不可能没有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相反，我们应该对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