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刘氏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进行解释，就必须开阔我们的视野，要将宋、明之士大夫与刘氏进行比较或许可以得到一部分解答：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缺乏国家职能、缺乏阶级对立以及重文轻武，民不习兵以及缺乏国家观念等方面论证了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指现代民族国家），而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已[19]。既然我们只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文化的兴衰，而不是国家的兴亡（其实是一家一姓之国），即使这个国家灭亡，下一个王朝只要能继续秉持儒家文化，这些士大夫依然可以心安理得服务于新的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早已数见不鲜。

　　特别是在元、清两朝，这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和汉民族的朝代更替有一些区别，甚至很大的区别，但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说，这是“以夏变夷”，也就心中坦然了，那么做为整体的宋、明士大夫们在站在新的王朝下受封、任职就不会感到一丝惭愧了。这一现象，其实早已被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表达出来了，即“亡一国”是“一姓之兴亡”，不是亡“天下”，士大夫不应该以此为念；“亡天下”则“匹夫有责”，不仅仅是士大夫的使命，而是整体中国人的责任[20]；虽然这些思想被一般学者描绘成中国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思想还包含了对儒家士大夫们对待儒家文化与对待一家一姓之王朝的不同态度的总结，当然，也有士大夫在两者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这些士大夫们虽然没有意识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是在此理念下行为。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视野下，刘锡鸿的思想和行为就变得可以理解和分析了：刘氏在中国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儒家文化的圣学本位，中国与四夷的尊卑国际秩序观念形成，并认为天经地义。大清帝国任命其担任外交使节，出使欧洲，亲身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与秩序，即欧洲文明（这是我们后来认为的，在刘氏看来或许并不如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一些缺点（即会意性、模糊性与板块性），刘氏通过强制性的同化心理机制将西方文明的优良方面纳入到了中国的“仁”与“义”两端，由此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学习中国儒家文化，而且只是皮毛即学习到了儒家之“末”，也就是重视财富与技术，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就是“奇技淫巧”，对中国儒家文明的精华还没有登堂入室。但是，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以“末”打败清帝国，而且还有可能使大清帝国灭亡（如果继续不断战败的情况下），这并没有引起刘氏重视“末”，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其就像宋、明士大夫一样——虽然宋朝与明朝灭亡值得痛惜，但是仍然不妨其在新王朝做官——即使大清帝国可能灭亡也秉持一种放任的态度，而心中的儒学并没有受到破坏，依然是心中的圣学。换句话来说，刘氏在忠于大清与忠于儒家文化上是可以分离的，而洋务派们在对待大清帝国和儒家文化上是一致的，必须同一的，因此洋务派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科技和知识，即他们宣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因此，刘锡鸿在英国担任公使时，并不感到危机感而是舒适感与优越感并存，也因此才会向波斯王子表述“精神火车”的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