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原理性结论的论述中，在我看来，应该这样重新组合更具有逻辑性，即：农业经济决定的儒家文明在扩展的过程中，在相对封闭的地域中，处于绝对优势，对其他的民族的文化具有高度的同化能力，形成了单向性辐射状的文化传播方式，同时在这个封闭的区域中，儒家文化的圣学评价标准确立了；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封闭的区域中，中国与四夷的关系则是从这一前提下形成了一个华夷国际秩序，并以万国来朝作为评价中国文化优越性的最高表现，这是第二个层次。同时，由于这种农业经济的简单性和自给自足性等，这些特点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较而言，没有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表现出来的可计算性的性格[11]或者说技术性性格[12]，或者说由于农业社会的财富非常“少”，没有计算与精确的必要，就表现出一种重视概括的文化特点[13]，因此儒家文化的模糊性，继之而来是会意性，那么板块性就不可避免了；这是第三层。第四层则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视野出发，在认识一个刚刚出现的事物时，表现出了认知的同化与顺化机制。第五层就是这种心理学认知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运作，表现出了强制性同化的心理认识机制，最终导致了第六层即观念与现实的悖离；最后两个层次是结论或原理，马戛尔尼、罗尔美与马礼逊来华只是整部中西文化接触戏剧的前奏。

　　其三，在第四章“洋务派的危机意识”中，作者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在我看来，拿日本的例子做为对照，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属于儒家文化圈，主要通过学习中国而成日本特色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明相比较而言属于边缘或者说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优先的地位，而日本文化处于次要之地位。对于一个一直向别人学习且处于次要地位的的日本来说，向西方学习是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的；而中国圣学本位的优越性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向西方学习时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障碍，即使在现在我们会认为我们完全不如西方文明/文化吗？有时，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从地理位置和领土面积来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日本的领土主要由九州岛、四国岛、本州岛以及北海道岛组成的岛国，总面积不到四川省的面积大，在对外交往中，其深度和广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弥散开来，容易形成学习西方的共识，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沿海线很长，但是对整个中国（在当时1300万平方公里）而言就像大海里的孤岛一样小，要将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共识达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经过才可能变为现实。第三，从人口来说，中国在1840年时达到4.12亿，而两百年前即在1640年左右不到6000万[14]，而日本的人口大约为中国的1/12，即3000多万人口[15]，即使到1937年也才大约6000万[16]；一种共识在中国达成需要就更加困难，而且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法法下，时间就是生存之本。因此，中国的洋务派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没有显著的可比性，这样比较反而会遮蔽一个中国与日本差异的事实，当然这种比较还是有意义的，日本的成功可以成为我们借鉴的经验，仅仅是借鉴而已，不能要求中国的洋务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连我们都还在努力的现代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