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我看来，在《儒》一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瑕疵，甚至有些严重的错误！我们从最细小的地方开始！

　　其一，在第一章中，在论述中国华夏文化圈形成时，有含混之处。其通过地理和经济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形成是在没有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一种独立发展、成熟的文明；从而，导致此过程中，儒家文化/文明的传播模式是单向性辐射状传播方式；这一逻辑过程我是赞同的，但是这两个视角中，其主要的焦点放在了地理因素，而对经济因素一笔带过，就作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早熟性和独立性的结论，再进而从中国文化中推出了中国文化/文明的传播模式，即单向性辐射状传播方式。在我看来，在分析中国儒家文化形成和发展时，地理、经济因素与儒家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的传播方式的关系应该如下则更具有说服力：

　　从自然地理来看，中国文明的中心所处的纬度与经度所决定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农业经济[⑧]，这是上天赐予的，是中华儿女活动的第一自然舞台；而农业经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安土重迁，申而言之，以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农业和牧业或工业不同，它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家行动不得，伺候庄家的老农也因之象半身插入了土里……粘着在土地上的[⑨]”。正是这种经济活动的高度发达产生——往往具有决定作用[⑩]——中国文明的儒家文化性，即至少具有重视“忠”和“孝”的基本原则。而在当时的东夷、南蛮、西戎以及北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决定的土壤和气候等原因无法创造出像汉族这样发达的社会经济（即游牧经济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匹敌），从而其开创的文明、文化在和汉民族的儒家文明相比较就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和博大精深；他们必然羡慕中原的经济和文明的精致，就会在生活中、文化中学习与吸收，并以此为荣，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上占据了相对的优势。中原和“四夷”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儒家文化就逐渐扩展，儒家文明的范围就越来越广阔，中国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而且从来就是一个人口和领土的大帝国。

　　然，这种儒家文明的扩张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自然地理的限制，东边是大海，西边帕米尔高原，南边有瘴疠之地，北方为极寒之处，在当时的经济所能提供的刺激能量下，儒家文明的界限就被注定了；同时，其他文明的界限也被注定，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与其他文明交流，少数民族也没有其他文明/文化相比较，只好向在此“封闭区”中的最为优秀者儒家文化学习，因此，儒家文化的单向性辐射状传播方式就形成并沿袭下来。

　　其二，前面已经提及，该书的第一、二章可以说是总论或作者需要得出的结论性原理，而其他几章以近代以来士大夫们的所思所为对该结论性原理予以论证，因此，第一、二章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其在论证该原理时，出现了逻辑的混乱：

　　在中国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接触时，西方文明/文化属于被认识的对象。第一章从文化/文明的背景分析，第二章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论述；如果从近代一个文明已经形成后的立场出发，前者就已经成为一种先验知识，后者的同化与顺化机制的运作都必须在前者的框架展开，或者符合自己或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两者的变形（比如说，强制同化的出现），从而在现实实践中表现出思想与现实的一致或者悖离。而萧功秦先生在论证的过程中却将两者混合在一起了，即：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思维的三个特点（即会意性、模糊性与板块性）是认识西方时的一种先验知识，应该归结到第一章，同样对于圣学的评价标准也应如此。而马戛尔尼，罗尔美与马礼逊前后两次到中国（做为一种新的文明/文化的表现者来到中国，当然当时的大清帝国是可不能有此认识），中国政府、士大夫的表现应该是中国先验知识与认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部分的内容应该纳入到第二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