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该书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力来看，很具有说明力，论述如下：

　　二

　　首先，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方如何侵略的视角或中国人如何需求自强的立场等；作者选择了从中国士大夫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视野观察——虽然，在当今，重视平民可以创造和改变历史的论点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即80/20规则[⑥]，也就是说社会精英把持着这个世界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在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也如是，也无论是从经济现象，还是从管理角度抑或是政治立场。对于1911年前的中国来说，要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士大夫的立场和思维方式至为关键，因为那是一个“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之知之”的时代，这些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逻辑上看，该书的内容共6章，第一章“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即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农业经济的特点导致了单相的文化传播模式，从而形成对中国自身文化上“圣学”地位和国际之间的尊卑关系的观念，这是我们思考外部事物的前提和底色——和第二章“正统士大夫是怎样认知西方事物的”——即从心理学的认知理论视野即同化和顺化机制出发，由于中国文化的三大缺点（会意性、模糊性以及板块性）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会形成强制性的同化的心理认识机制——构成了该书的总论或者说解说原理。不过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原理，然有原则必有例外——有人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极力挣脱或者说深刻的反思；因此，在该书的以下几章中就夹杂中原则与例外的内在紧张。

　　第三章“一位清朝公使眼中的西洋文明”，选择了一位有机会到国外广泛接触的士大夫刘锡鸿，在他眼里，他运用中国的“圣学”原则的思维方式，在前面分析的强制性的同化心理机制下，将西方科技和制度都纳入到了中国传统的范畴，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只需回复到中国自身“圣学”即可；而与他同去西洋的郭嵩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思维方式，但是这样的士大夫是在是寥若晨星。因此，在这里，刘锡鸿与郭嵩涛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就从具体的个人的视角印证了前面的原理与例外的紧张！如果说第三章还只是从具体的个人来论证前述的论点或原理的话，在第四章“洋务派的危机意识”，萧功秦先生就是从一个群体即洋务派——虽然其还不是一个具有共同政见的政治集团[⑦]——的眼光，分析了他们将作为例外的郭嵩涛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原因以及在实践的中的艰难困境，特别是在与日本在近现代过程中的行为相比较时，其摆脱的有限性更为明显——“圣学”本位与危机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内在紧张。在该书的第五章“对洋务派思潮的反动：愤怒的清议派的崛起”以及第六章“国粹主义的最后一战”两章中，作者从作为一个群体的国粹派的视角解释了士大夫们如何在强制性同化的思维机制下应付中国面临的危机和对待西学的——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了前述原则的例证。

　　在这样的论证下，《儒》一书阐述的理论逻辑体系就有了非常强的解释力和逻辑力！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