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

　　一

　　在目前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关于历史的书籍很多，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以著作是否具有学术性为标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著作就寥若晨星了，如果我们再以一部著作是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创造性衡量，就更是“星星之火”了。即使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在我看来，萧功秦老师的《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以下，简称为《儒》）[①]也能够符合这些标准，成为佼佼者之一，而且也是我最喜欢的关于中国近代史解释的著作之一。

　　原因之一就在于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解释历史现象。从内部观察、分析事物的规律或性质不失为良好之视角，可以微观地观察到事物内部运作过程，离析出我们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提出解决之策略，比如说，梁治平先生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所作的内在观察，认为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侵略的结果，更是中国内在人口（短短200年，从6000万“膨胀”到4亿）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本土法律不能应付而导致传统法律解体之结果[②]。但是，自己不能完全由自己说明，还需要他人之叙述，这种自己的论述才有完全的证明力，就相当于一个人是否犯罪，不能仅仅凭他的供词就认定，还需要其他证据的佐证，且这些证据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是有效的；这就是从外部的视角进行分析和观察事物的方法[③]，即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解释本学科的现象。在《儒》中，作者就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以及认识心理学、传播学以及普通的地理常识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分析和洞悉近代以来中国士大夫的种种不可思议表现之原因、演变过程，比如说，在分析“天津教案”时，其运用了传播学的选择性接受、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的原理表达了中国士大夫为什么会对洋人与洋教堂从事贩卖儿童以及挖他们的心肝以配置长生不老之药的行为深信不疑的观点；又比如，运用认识心理学的同化与顺化机制解释了士大夫如何对西学以及西方科技予以强制性地同化，运用一种人文地理常识解释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如何被强化。

　　其实，运用其他学科知识解释本学科的问题即运用交叉学科知识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现已不新鲜，成为一种寻常的学术行为，比如说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在国外，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已经早已开始，不过在改革开放没多久的1986年，国内从事这种交叉学科研究就难能可贵了[④]。

　　第二，一本著作是否具有学术性，以及该书的学术性的持久力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就是该书在学术图书市场的发行量表达。在《儒》一书出版以后，不包括2006年版（共6200册），共发行10万册[⑤]，该书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时隔20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出版，而且一出版就是6200册，从这一点看，该书的学术影响力的持久性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