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了研究现代革命的多样性，亨廷顿对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区别的解说是个很好的起点。人们发现发生不同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在政权的原始合法性的问题上。在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俄国和中国，革命发生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现代合法性的国家内，或者说已经有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内；但许多第三世界革命发生在前殖民地国家，许多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作为革命对象的现政权通常本来也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革命必然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联系，民族主义就成为最主要的引导革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但民族主义运动也常常成为东方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起点。亨廷顿（1968）在对改革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非常推崇的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就是以建立现代认同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为第一阶段任务。在亨廷顿看来，与对革命的学术讨论中对革命本身的中性价值评判甚至是负面价值评判不同的是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改革在道德评判上基本上是正面的社会变革行为。但与革命相比，改革更是一种常态行为或是常态下的政治选择，而革命是非常态的极端政治行为。失败的改革常常导致政治危机乃至革命，同时成功的改革则可以延缓甚至避免革命。所以在对改革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改革是革命的替代（substitute）还是革命的催化剂（catalyst）的问题。列宁这样的革命家认为是后者而亨廷顿并不认为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决定关系。他更认为要具体分析改革和革命的前提条件以及改革的结果对革命来说得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标准，改革是有目的性的政治行为，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消除社会不平等、增加政治参与、增强政府的执政功能等。但亨丁顿认为改革的难度比革命更甚，因为改革要调和矛盾（革命则要激化矛盾），改革要在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中间的互动中寻找平衡，改革还要在几个中心目标中间（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之间）作出阶段性的取舍，也就是说改革的渐进性使得其最终目的的重要性常常要让位于对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政治技巧的重视。所以亨廷顿特别推崇在改革的实践中“费边主义”的改革战略结合“闪电战”式的改革战术的实行。但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集权的政治权威来领导进行，而无论对改革还是革命的成功来说，政治权威的有效性和维持其合法性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亨廷顿总结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经验看，对改革阶段性目标的取舍来说，针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比较困难，容易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针对农民和农村的改革，特别是成功的土地改革，则更容易取得稳定政权、避免革命的效果。

　　许多研究（Goodwin ，2003）还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席卷前苏联和东欧的非共革命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反对专制、独裁的第三世界革命相似，而且在东欧的非共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也非常大。不过总的来说东欧的非共革命更像是一种旧的革命模式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革命的重现或延伸，因为这些革命的目的性并没有超出经典的共和主义革命的理念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那些发生在东欧的剧烈变革除了公众参与和反叛的戏剧性表现方式之外其实革命的内容并不新鲜。相反，对非共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的比较研究也许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经验可以作为改革路径的总结为人们将来的政治选择服务。所以在对当代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 society），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的研究成为新一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

　　总之，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对革命这个课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成体系，但是对改革的政治学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相对来说仍处于“不发达”阶段，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实际上现今在所谓“后共产主义”“后革命”社会如中国和俄国，改革已经取代了革命成为政治发展变革的主要路径，相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对改革的实证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革经验，特别是中国与俄国（前苏联）改革经验的比较研究。比如一般认为俄国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休克震荡式的而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先行、渐进式的。而在九十年代的对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改革路径、顺序和主要方式的不同，俄国及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没有中国的改革经验成功（Nolan ，1995）。但在新世纪的比较研究中开始对此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关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政治民主化的正面关系的传统观点的争议（Pei ，2006）。

　　现在对改革的研究集中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目标选择和路径选择上：经济现代化、社会公平和正义、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特别重要的是在对改革的比较分析研究中，理论上开始认为这些重要的目标之间是有背离关系的。所以对改革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在改革的阶段中更好的处理这些背离的关系，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最多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目标。在这些比较分析中的共识是要尽可能避免选择革命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路径。也就是说，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方式逐渐被放弃，而在社会政治秩序延续下的改良行为更为广泛接受。不过人们必须承认这并不说明革命不再会发生。而社会政治变革是会继续发生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在面对危机时已经没有选择。所以尽管我们可能都同意渐进的改革是最佳选择，革命动乱的突然发生在有些情况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