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旧政权只是革命过程的初始阶段的完成，革命的真正成果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说，如果反对革命的势力仍然强大或者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革命后的新政权可能面对严酷的内战，而因为反对革命势力的威胁，新政权很有可能大量使用暴力镇压的恐怖手段消灭敌人。所以不仅革命是暴力的而且革命经常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和恐怖行为。这些都对革命后新秩序的最后形成至关重要。同时在革命的同盟者中间内部分化很可能发生，革命阵营中的温和势力和激进势力之间可能开始主导革命结果的争斗。如果是温和阵营占上风，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比较包容的民主体制的逐步建立；但如果激进革命力量占了主导，特别是当他们誓言不惜任何代价创建一个新价值观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革时，最后的结果也许是威权或者是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当然革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也十分重要，而且很多时候影响并领导人们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能贯彻始终，常常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更为彻底、激进的革命观点取代，比如古巴革命开始的意识形态就并非共产主义。外国势力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影响也对革命的最终结果起重要作用，比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革命中，这种影响常常决定了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立。总之，国家危机、精英态度、公众的支持与否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不仅决定了革命的起源和过程，还决定了革命的最终成果。虽然什么样的革命的最后结局是无法预期的，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可以观察的。比如革命最终建立的政权常常是非常集权和官僚制的，因为新政权往往把推进国家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一定程度的集权是必须的；或者新政权面临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一定程度的暴力专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何时才算革命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难界定，新政治秩序的巩固有时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对一场革命的最终影响的全面评估有时需要更长的历史时间。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Lipset，1990）在对美国和加拿大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就创造性的引用发生在两国历史上的美国革命与加拿大反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事件经验来解释其后两国不同的制度选择、社会结构定型和政治文化的建立与演变。这也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formative event theory）方法的解说。根据他的解说，因为当时在北美殖民地的忠于英皇室的反对美国革命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加拿大与美国后来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分野：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英教会传统、更多的集体主义、和政府主导的开发边疆政策。这些有关革命的历史事件的分歧使加拿大后来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传统。

　　有关革命的最终结果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上的影响，凯里和克兰（KelleyKlein ，1998，78-90）提出了革命后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的假说。首先，激进革命在革命后的短时期内会产生社会平等和减弱财富、地位的继承；同时在短时期内，激进革命对重建社会分层的影响改变了社会分层的基础，更强调了人力资本自身的价值，而减弱了传统势力的影响；但激进革命并不能使最贫困的支持革命人口收益超过那些拥有人力资本和体力资本的人们。从革命后长时期的角度看，农民一般会受益于激进革命；但同样，因为农民和农业的全面经济发展，激进革命也在长期社会结果的角度解放了限制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激进革命从长远看至少创造了农民阶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激进革命长远看也鼓励农民在继承和教育上的不平等；所以总的来说激进革命将在短期内降低社会不平等和继承地位上的不平等，然后如果非农民阶层境况改善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低水平，社会平等情况就会保持稳定；如果农村经济发展则社会平等情况在穷国可能会恶化甚至坏于革命前的水平。这里的关键变量因素实际上包括农民阶级的分层和各社会集团如何享用激进革命后创造的新社会条件，如人力资本情况，和革命后国家如何利用政治手段干涉社会发展。但总的来说，根据党恩（Dunn，1989，22-23）的批判分析，革命的最终成果常常与革命鼓动者的初始愿望相悖，暴力革命最后建立的常常是专制性的政权，因为革命领导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极端信仰驱使他们走向集权，而革命的单一目的性常常在残酷的现实中牺牲了对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目标。因此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走向了革命原始目的的反面，比如以消灭阶级差别、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革命最后常常会创造新的社会统治阶级和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对革命的发生和对革命的局限性的影响。这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中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分析范畴（Wickham-Crowley 1997，38-72）。而文化主义角度对结构主义观点的补充主要在于对革命后社会和革命结果的最后边界的分析。根据历史观察，许多革命领袖都特别愿意把自己领导的革命描绘成集体历史文化传统上的革新和反叛的延续与继承，以此来动员公众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历史的集体记忆服务于现代革命的目标，这反映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对革命这样的政治行为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就像历史是人类行动的表现而人们行动实际上又是一种观念指导下的主动行为，其实革命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政治现象，而非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决定的。但革命又是建立在集体的、历史传统上的观念指导下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化、历史的集体记忆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是重要的社会基础但对于革命的最终结果来说，又有限制性的功能。